我的父亲生于晚清，属马，按公元记法，应是一九零六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日。

父亲曾讲过，他也使用过方孔钱（铜钱），不过刚刚记事，就改朝换代了，孙中山坐了天下，有了中华民国。

七零年左右，在我们村上比我父亲稍大或同龄人，有好多人脑后留着约七八寸一簇毛，也有的梳着一个兔尾巴的小辫子，因年老，黑白参半，难看死了。我也曾问过父亲，父亲说，那是清朝时就留下的。

民国成立初期，有一个剪发运动，男子留发不留头，要想留头就不留发。我们村上那些人，他们也有可能受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种守旧观念的影响吧，过去了七十余年，原大清时的孩童，头上还留那个东西，真是可笑。

父亲说，留那个东西干啥，会生虱子，还碍事。是的，我的父亲的头剃得光光的，这一点也正说明我的父亲，接受新事物比他的同龄人要快些。

听我母亲讲，我的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曾祖父，是附近小有名气的秀才，曾做过私塾先生，也曾受雇于富人家，教那些富家子弟，我的太祖父在饭菜上忒挑剔，不喜欢吃上一顿的剩菜，为了识别是否是剩肉，就用筷子在那肉上戳个窟窿眼，下一顿吃菜时，当发现肉有窟窿眼时，也就不再伸筷子了，可想而知，在太祖父那一辈，在我们村上，生活上应该是个中等以上水平。

这样想来，我的父亲童年，应该是过着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无虑日子，可事实偏不是这样。

父亲曾说过，我的祖父跟着我的太祖父念了个“四书包本”（可能是全念完），到头来所识的字和那煎饼、稀饭全咽下去了，一个字都不认识，不知是真是假，也许有点夸张了吧。

听父亲讲，坏就坏在我的祖父拜把兄弟上，别人拜把兄弟，那个地点大都选在远离村庄的三岔路口，进行焚香祭拜，可我的祖父，把那些人带到家里祭拜，从此也就一（败）拜如灰了。

家道中落，生活水平急剧下跌，这样父亲也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到了解放时，家中也穷的叮当响，一寸土地皆无，就连身下的二分庇荫（居住地），都是租住的，每年还要交若干粮租，到了划成份时，我们家也是一个不能再贫的贫农了。

在村子里，常听我父亲的同辈又年龄差不多大的人，都喊他为“老蛮子”，那时，我听了心中老大不悦，自认为这个绰号不雅观，谁喊了我就跟谁急，岂不知，这个绰号的背后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天，我问母亲，为什么有人喊我父亲叫“蛮子”，母亲说，他年轻时曾当过兵，细细推敲父亲年轻时的年龄，有可能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知参加了什么人领导的部队，只知道那支军队在江南一带。

不知他当了多少年兵，可能是在那支军队时间呆得长了，思家、思母心切吧，父亲就从那个部队逃了出来。

当逃到长江边时，就义无反顾的下了水，就这样从南往北开始横渡长江了，当渡到一半时，父亲也筋疲力尽，看看就要葬身长江，巧的是，有艘小船从身边经过，父亲就苦苦哀求，那个船主是一个好人，不过，不准他上船，只准许他一只手搭在那个船帮上，有可能是怕超载了吧，也亏这么一搭，父亲才捡回了一条命。

母亲曾听父亲讲，那个江中过往船只很多，那些单身渡江的人，都是从南往北，可能是避战乱的吧。

渡江时不时有人喊救命，可那些小船上的人理也不理，有的单身渡江的人，用双手去扒那船帮子，那船上的人，就用划船的船桨砸那扒船人的手，那扒船人负痛手一松，被江水一冲，一骨碌就看不见了。那江中死尸，不时从那些漂渡的人身边淌过。

父亲说，那江中江猪忒多，比刚出生的小牛还大，在江里翻花弄浪，不时跃出水面，驶小船的人怕极了，那个江猪专追那小船，有的小船都被拱翻了。那些在水中漂浮的人害怕极了，深怕被拖下深水区。

父亲徙步好几个月终于回到了家，因在外边呆久了的缘故，那声音也变成了南腔北调，又因从南方回来，“蛮子”这个绰号就被人叫开了。

我的父亲兄妹四个，父亲是老大，我的大姑、二姑因家道贫穷，被早早的送给了人家做了团圆媳子，我的小叔四一年参加了抗日的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四平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

因家庭贫穷，父亲四十五岁还没有成家，听我母亲讲，父亲本打算就这么聊此一生，可两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

第一件事是，家中盖了两间泥坯草房，需要很多个清工活，清工活是要供饭的，那时奶奶也年老，无法办那么多人的饭。

没得办法，父亲只有请人办饭，次数多了，被找的人说了很多理由，婉然拒绝了。父亲愁得要命，这个时候也萌生了成家的打算。

第二件事是，有一回父亲和人争论一件物体，其中一个人说他，你都没有后了，还争那干啥，父亲深深的受了伤害。

就这两件事，加速了父亲要成家的步伐，于是，父亲四处托人说媒，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母亲就这样来到父亲的身边，五零年有了我姐姐，五三、五七、六零年，我们兄弟三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

从小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你就是从外边拿回一根葱，也要盘问个来龙去脉，稍答不对，就会招来一顿臭骂，那个棍棒就会无情的落在你的身上。

他常挂在嘴边的故事是，有一个人从小偷别人家的蒜薹，到大了就去偷别人的骡马，最后导致上了断头台，临刑时，要见母亲一面，当母亲来时，又要吃母亲最后一口奶，母亲答应了他，可他妈妈的乳头一下子被咬了下来，还诉说母亲从小没有管好他，导致今天被砍头。

父亲说，为人一辈子不能贪那不义之财，要凭本领吃饭，更不能偷抢云云……那时，我听多了忒反感，现在想来，父亲的苦心，还不是为儿女好吗？

父亲要求我们，走路要行如风，做着要像一尊钟，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要挺胸昂头，不要四处张望，更不要低头走路。

因长期被父亲熏陶，我这个人从不低头走路，就连思考问题也爱仰望天空。有的人在行走的路上，常会拾到一些钱物什么的，可我一辈子连一分钱都没拾过，可能对我的走路有关吧。

父亲要求我们吃饭要猛如虎，一碗饭父亲能三下两下就解决了，可我再努力也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还要求我们，吃饭要端着碗，不准把碗放在桌上，用一只手去拨拉那饭菜，更不准许碗中有一粒剩饭。

我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孩子的，当我的孩子用一只手吃饭时，说了他一句，还顶嘴，被我狠狠地揍了一巴掌，至今还记着我呢。

父亲脾气暴躁，从他言行多多少少看出那军队雷厉风行的作风，也看出旧式军队那种动不动的打骂行为。

他把在旧式军队中学的那一套，全都用在母亲和他的儿女身上，母亲虽然没有被父亲打过，可骂就成了家常便饭，因为我们忒怕父亲，所以我们也处处小心，生怕做错了事，怕招来父亲一顿打骂。

我这一辈子，从不做不该做的事，这也是父亲教育的结果，不过那时我哪能理解，父亲的苦心，等到我有了儿女时才有体会，他那些做人的道理，对我的一生受益匪浅。

二弟十八、小弟十五岁时，父亲因得了食道癌，于一九七四年重阳节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父亲过世两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有人说当一个人在世上还有牵挂时，两只眼睛不会闭上的，因二弟、小弟还没有成家，也许是父亲不甘心闭眼的原因吧。

不孝儿在这里向父亲郑重回报：我们兄妹四个过得还好，姐姐和我也进入了小康生活。你有二个外孙，一个外孙女，他们都各自成家立业，姐姐也儿孙满堂，祖孙十三口。

不孝儿我儿女一双，女儿出嫁也有一对儿女。你的孙子大学毕业工作在外，还没有成家。

二弟有三儿一女，女儿读大学，大儿也成家立业，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你的重孙女，生活在当地是中等水平。

三弟有两女一男，其中一男一女也成家立业，你的重孙也读了小学，他们的生活也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亲爱的父亲，您可以合上双眼了，您的儿女（广）松、竹、梅、兰偕儿孙在这里向您跪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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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回忆，她出生时虽然已是民国，但裹脚这种陋习在农村地区还盛行，女子三寸金莲仍是大清那些遗老们所追求的。母亲生于那个守旧的家庭里，自然也就逃脱不了裹脚的厄运了。

母亲讲，她出生不久，那个双脚，就被我的外婆用长长的白布里三层外三层裹得紧紧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也就不再重视裹脚了，母亲自然也就不受那裹脚之苦了。

母亲的脚虽然没有变成三寸金莲，可已经被裹得严重变形，被裹成了一个半拉子，也就这样算了。

孩提时，有时妈妈洗脚，看到她双脚的四个小脚趾全部弯曲在脚底下，就追问妈妈，那些小脚趾怎么都到脚底去了？妈妈就把她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的双脚也多亏没裹成，不然，她又怎么能来养育我们兄妹六个，这是后话。

母亲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本应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就在母亲五岁时，家道变故，一下子把母亲推下了深渊。我的外公因病逝去了，外婆不久独自改嫁他人，把一双女儿交给了她们唯一的亲人——祖父。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知过了几个月，母亲的祖父也离开了人间，我的母亲和姨妈成了一对真正的孤儿，好在母亲有个二姑收留她们这对苦命的孩子。母亲的二姑虽然心疼她们姐妹俩，可在那个社会，她的二姑在那个家庭一点地位都没有，也就更无法保护这对小姐妹了。

听母亲回忆，她们在二姑家也不过生活了二年。我的姨妈刚刚九岁的时候吧，就被送到一户洪姓人家做“团圆媳”（苏北方言，即童养媳）了。又过了一两年，母亲也被送到另一户人家做“团圆媳子”了。

母亲到了这户人家，受尽了那个婆婆的非人折磨，常常非打即骂。母亲曾讲过，在她十二岁时，那些土匪成伙结队，到了一个村庄，不但抢走了浮财，还把一庄子的房屋全烧了。有的庄上想找到一户人家都没有，不知都逃到哪儿避难去了。母亲居住的那个村子还好，没有受到土匪侵扰。

有一天，母亲那个婆婆叫她到一块不知有多少亩地里去搂豆叶，就是用竹耙把黄豆的叶片，拢成一个个小堆，然后取回家用作取暖或烧饭。那个婆婆规定我的妈妈必须把一块地豆叶搂完了，才准回家。

母亲说，那时她哪敢回嘴，婆婆的那顿棍棒可不是好受的，于是极不情愿地到那块地里去了。妈妈在那块地里搂了一个多月，饿了就扒些山芋或花生充饥，有时也会到那被贼烧过的村庄的断壁残垣里，寻些烧熟的食物来吃。晚上就睡在那豆叶堆里，遇到下雨，就到附近的高粱杆竖成的草丛里避雨。

有时晚上还会出现土匪，一串儿从身边经过，那些贼向我母亲只瞥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

听我母亲讲，当时晚上遍地都是鬼火。你走，那个鬼火跟着你走；你停，那个鬼火跟着你停。起初害怕极了，但时间长了，妈妈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多月下来，她婆家的人从没有到田里张张望望过，看看这个孩子吃什么啊，住在哪儿啊，好像家中从没有这个人似的。

母亲在这个家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忍受不了那个恶婆婆的非人折磨，从那个家逃了出来。到了古泗州一带流荡，巧了，被一个有钱人家收了去，做了个丫鬟，这户人家对她很好。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那个恶婆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母亲的下落，硬是把她拉了回去，回去便招致一顿暴打。我的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卧床整整一个多月才渐渐痊愈。

后来，那个改嫁的外婆从某熟人的嘴里探听到母亲的境遇，十分心疼，便找到这户人家，把受苦受难的母亲接了过去。就这样，我的母亲到了我外婆的怀抱，于此同时也解除了那段不该有的婚姻，直到母亲十七八岁时，我的外婆才把我的母亲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姜姓人家为妻。

之后有了我的姜姓同胞哥哥和两个姐姐，在我母亲三十一二岁时，同胞哥哥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又过了一二年，一九四九年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同胞哥哥和两个姐姐，来到了我的父亲的身边。五零年生了我的三姐，五三年有了我，五七年、六零年，我的两个弟弟又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

不知过了几年，我的姜姓同胞哥哥在十三岁时，因病不幸夭折。听我母亲讲，她一辈子生育了十二个孩子，只成活了一半……我有切身体会，夭折一个孩子，等于要了父母的一次命，我的母亲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这一道道坎的。

我的两个姜姓同胞姐姐在我家生活了五六年吧，相继长大成人，过了不久，也相继嫁为人妇。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共有七口人。那时，母亲整天在地里忙着找野菜，好来抚养她的孩子们。母亲几乎把那些野菜尝了个遍，目的就是防止她的孩儿们中毒。像那些榆树皮呀、榆树叶呀、稻糠壳呀和那些叫不出名来的野菜，我都吃过，诸多艰难，我在我的“吃大食堂那会儿”的文章里，有过诸多描述。我想说的是我的母亲，为了孩儿不知忍受了多少饿罪和艰难。写到这里，我总想用我手中的笔，把母亲的点点滴滴记下来。可又想，母亲一生倾注在孩子们身上的爱，凭你一支笔就能写得了的，只好安慰自己一下，能写出母亲的一些片段也是好的。

话归正传，我们这个七口之家，母亲肩负着家里的所有家务事，那个集体的农活还得天天去做，家里那个头等的家务事，就是吃饭。要知道做一家七口人的饭，谈何容易，也不知怎么的，那个时候的人也特别能吃，听别人讲，有一个人和人打赌，吃了十斤爆玉米花。本来没什么事情，可这个人渴了喝了水，这下就不得了，那个人的肚子渐渐的胀了起来，最后到了医院，动了手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子。一个星期下来，那个人正好花了那打赌的十元钱。

那会儿的一个成人，一顿饭要吃去三四斤食物并不稀奇，人们现在的食欲和那时简直没法相比。那时吃饭，全凭家里的唯一石磨来加工，要说有多艰辛就有多艰辛，我在那篇“吃磨”的文章里把那些艰苦的过程，全写到那里去了。看过我对母亲的回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到我那篇文章里转转。

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的母亲，她的左眼长期白内障，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早已失明。可就是这样，她晚年还为我的兄弟三家，忙碌些家务事。儿女们心疼母亲，劝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可母亲一辈子养成了闲不住的习惯，你就是再劝，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还能动，不能吃闲饭。甚至到了病逝之前的几个月，双手也不曾停歇。照她的话说，一个人没事干，会生病的，浑身也就不舒服了。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这些雏鸟蜗居在巢穴里，等候妈妈来喂养时，你可知道，母亲在四处觅食的艰辛。当你稍有不适时，你可知道母亲心中的不安；当你遇到危及生命时，你又可知道母亲的心里在滴血。你的不幸就是母亲的不幸，你的成就就是母亲的光荣，你笑，你的母亲心里也在乐着呢。

在汶川大地震时，有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覆在身下，孩子得救了，可这个母亲永远离开了尘世。有人说，那是伟大母爱的体现。可我认为，伟大的母爱并不是体现在特定的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当你来到这个人世，直到母亲离开人间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不论你是个孩子，还是一个成家立业的顶天男子汉，伟大的母爱，还在你的身上处处体现，细细想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的母亲于二零零四年农历十月十九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八岁，我的母亲安息吧！

不孝儿未请示过母亲，就把您的坎坷一生的一些片段公布于世，望母亲在天堂恕罪，不孝儿在这里向您磕头了。

母亲大人遗照。摄于临终前，享年八十八岁

—— 陈广松
怀念母亲 有感 写于家中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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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是一个只上过几天学的，却既普通又聪明的村妇，三岁时母亲因病逝去，家里没有祖父、祖母，也没有外公、外婆，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人疼的苦命的孩子。

不久父亲续了弦，又过了不久，弟妹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继母的爱全倾注在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而这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承担了家里的所有零碎散活，还肩负着照看两个弟妹得任务，就这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小保姆了，可她还不如小保姆，试想那两个弟妹是好照看的吗？那两个弟妹哭喊、饥饿全是她的错，这样，也常招来继母的非打即骂。

她的父亲是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失去一只眼睛的二等乙的残废军人，复员后，在组里做个领头人，整天不在家，也就没时间照看这个家了，可他对这个大女儿还是疼爱的，也对她的精灵劲儿比较赞赏，所以，对大女儿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放心的。

听我的妻子讲，在她七岁时，家里缺少换油盐的钱，父亲可能是有事，也有可能是懒吧，竟然把把家里的十几斤粮食，交给她一个七岁的孩子去卖，可他也没有说个不字，就肩扛那十几斤的粮食，走了七八里，当她把她第一次用粮食换来的钱，交到父亲手里时，父亲数了数钱，还有点不相信呢。

有了第一次，那以后的家里的买卖全交给她了，这倒也成全了她练就了一嘴口算能力。结婚后，有时家里要卖农副产品，结算时，我还要动笔算一下，可她马上也就能报出个准确的数来，有时比我的笔还快呢。

京剧红灯记里面有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处于那种境遇，早早的学会了料理家务，那个环境，也把她铸就了既精明又勤劳、待人又和谐、这么个有人缘的一个人，我也多亏娶了她，帮我撑起了一片天地。

我的妻子比我大两岁，我十六周岁时，父亲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就想早早的给我成个家，于是经过媒妁之言，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就这样定下来了。

到了次年，也就是一九七零年农历三月十三日，还在课堂读书的我，被父亲硬拉了回来，那时你就有一百个不同意，可父命难违，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结成了连理。

她一生为我生了四个孩子，在我二十二岁时，我的大男孩降生了，小名留成，大名陈正。

又过了两年，我的妻子怀上了我第二个男孩，已经七个多月了。那个时候，村里都吃的是土井里的水，那个土井，有一个圆圆的口，直径约一米，深约四米。那时，盛水用的是木桶，水和桶约重五十斤。

我的妻子挺着大肚子，把那两桶水，从那井里一上一下地拉了上来，然后再把两桶水挑回了家，就这样小了产，因此我们失去了第二个男孩。

又过了一年，我的女儿降生了，在我女儿四岁时，也就是大男孩七岁时，大年正月初四，她娘儿三个，被他的外公带去过新年，不知什么原因，一夜过去，我的大男孩就这样没了，我连见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在以后的两年里，我心情忒沮丧，整天昏昏沉沉，形同一个行尸走肉，又过了一年，我女儿五岁时，我的小儿来到了我的家庭。

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的我才从那片阴影中走出来，至今我还不敢、也不愿在我的一双儿女面前，提起我当年失去我大男孩的事，也就是说，我的一双儿女，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曾有过两个哥哥。

我这个人是一个马虎的人，老婆的辛苦从不放在心上，何况，我又从事教书这行当，不可能分出身来，帮助妻子干一些农活，十年前，我还能忙里偷闲帮助妻子干不了的笨重农活，最近十年因身体原因，什么农活都是妻子一个人承包的了。

土地到户后，我家分得十亩责任田，每年我家都要种上五到七亩小麦，有时，我也帮帮撒撒籽种和肥料，可大都是她一个人承担。

你可不要小看撒撒籽种这么个小活，那近二百斤的籽种，还有六七百斤的化肥，均匀的撒在六七亩地里，那可真不容易，你就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不经过长期锻炼，要想均匀播撒，是不可能，不信，你找块地试试。

到了小麦收割季节，那个时候，农村小学都要放忙假，我就和我的妻子两个人，两把镰刀，开始收割小麦，那个活真不是人干的，我这个一米七几的大个子，体型还稍稍有点胖，割了一会儿，就要直直腰，一天下来，两个人只能收割一亩地，三七开，妻子收割七分，我只能收个三分地了。

接着，我们就用平板车拉小麦，装小麦时，车上都需要一个人，车上这个人就是我，妻子一抱一抱地把小麦递到我的手中，我在找一个合理的位置把小麦放下，把一亩地小麦拉出地，一天的农活才算结束。把小麦收割完毕，需要六七天的时间，熬过了这六七天的时间，我得到了解脱，妻子接着忙夏种、田间管理。

那个田间管理，直接关系到农作物能否丰收的大问题，就说防治吧，如果你用喷雾器只在青苗的表面简单的喷洒一遍，那个害虫是杀不死的，你的用喷头围绕着叶面上下转着喷，那个害虫就无处藏身了，到了收割时，我家田块里的庄稼找不到害虫，那个颗粒也就饱满了许多，为此，有的妇女还到我的家里取经呢，这也多亏了我妻子的细心。

拔除田间杂草，完全是她一个人的事，六七亩的田地要想没有一棵杂草，也真是难为她的了，有一回我也在帮着锄地，我往往忽略了青苗稞根部的小草，可她很细心，伸手就把我面前的杂草拔了，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一棵杂草，一场大雨过后，也许有可能把你这块地慌了，那可真就是“草盛豆苗稀”了，准叫你颗粒无收。

我家共盖了五次房子，我们这个地方盖屋的材料都是自备，那拉沙子、拖水泥、运砖头等都是她一个人操劳的，这个花钱找人拖运还很容易，可找那个搭脚木就难了，需要木料四五十根，她就一家一家的找，张家两根，李家三根……要想找齐四五十根搭脚木谈何容易，也真辛苦了她了。

家里的所有家务事，从来我是不伸手的，添置家具，买卖农副产品等，全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再说，我一个身子全陷在学校里，就是想帮忙也脱不开身子来。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四十一个春秋，细细算来，整整四十年零四个月，几十年来，我们也会常常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也动不动响起那不和谐的音符，过不了多久，她还是那个她，我还是那个我，还在一起正常的生活，她在尽守她的妇道，我也在恪守我的人格，彼此都珍惜着对方。

愿我的妻子和我共同携起手来，安乐的度过晚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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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难免会遇到工作的不顺，亲人的离去，病魔的缠绕……

我的一生可谓坎坎坷坷，先是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饿罪，接着又来了“十年浩劫”，还有四次病魔，几乎次次可夺去我的生命。

第一次病魔，是听我母亲讲的，就在我刚刚出生不久，就得了不知名的病，那个时候乡镇还没有什么医院，能给人瞧病的，只有集镇上有个称“张二先生”的，父、母亲把我抱到离村约四公里的集镇上找到了张二先生，那个张二先生，把我瞧了一下，见我脸上也没有了血色，又用手把我掐了一下，见我动都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就断定我没救了。

父母亲只有抱着我，迈着沉重的步伐，顺着那弯曲的小道，一步一步往家赶，当走到集镇南约三里的乱葬坑时，父亲建议我母亲把我丢掉算了，我的母亲只有顺从父亲的建议，把我丢在乱葬坑里，临走时又有点依依不舍，就用二根手指放在我的鼻子上，见我还有微微的气息，哪能舍得，不顾父亲反对，把我抱回了家。

到家后，我的奶奶把我从妈妈的怀里接了过去，用手拨弄了我一下，见我还动弹，就用白冷开水一点一点朝我嘴里淋，我的嘴就一张一合喝那白开水，奶奶说，可能有救，于是就把我紧紧地贴在胸口，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的身子，就这样，奶奶、妈妈轮流抱着一个多月，始终没有离开奶奶、妈妈的胸口，饿了，奶奶、妈妈就用厚厚的米水来喂养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连吮吸母亲的奶汁的劲都没有了，就这样，我从死亡线上逃过了一劫。

不知哪个戏曲上有句唱词，“父亲的恩还好报，母亲的恩报不清”，我要是没有我的母亲的细心，还有奶奶和母亲的精心照料，又哪能有现在的我。

第二次病魔是在我十二岁时，我还记得，在我得病之前，我一直都是伴着奶奶睡在一张床上。

有一天夜里，我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不知什么东西来挠我的头发，我就用一只手去逮那个东西，可逮不着，复又睡下，当你又要进入梦乡时，这个东西又来挠你的头发，我就双手去逮那个东西，可就是逮不着，就这样，挠的你无法入睡，另一头，我的奶奶也鼾声如雷了。

我就干脆起来，摸着那火柴，开始擦火，平时一两支火柴就能把煤油灯点亮，可这一次，擦了一支灭了一支，一盒的火柴擦完了，还是没有把煤油点亮。

折腾了一阵子，想看个端倪，也没有如意，就睡下了，当我又进入梦乡时，那个东西又来骚扰我，我哪能睡着觉，就在床上来回翻身，再翻身的过程中，我的皮肤无意间碰在墙壁上，有个东西，我的感觉是某种动物的肌肤，有体温，又好像是是人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我的身体挤在墙上，那个东西顺着我的身体往下滑，吓得我赶紧挪开，我慌忙起身，钻进奶奶的被窝里去，我把奶奶惊醒了，奶奶哝哝的说了一句：这么大的孩子，还离不开大人。我哪敢作声，我又哪敢把我遇到的事告诉奶奶，我只有把头缩进奶奶的被窝里去，还好，我一直睡到大天亮，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过了不久，我的双眼下框，鼓起了两个疙瘩，那个时候，隔壁村也有了村医生，父母亲就把我驮到医生那儿，医生按了按我那两个硬硬的两个疙瘩，说我的疙瘩里有脓，需要动手术，在征求我父母的同意下，为我动了手术。

手术后，不知过了多少天，我身体在发烧，父母又带我去看医生，医生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查看了一下我的伤口，就说，我可能得的是败血症，建议父母亲，我必须打青霉素，就这样，我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星期，听我母亲后来说，我晕过去了好多次，，把全家吓死了，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死亡线回来。

至今，我还把我那次得病和那次怪遇联系在一起，当我一边回忆一边写我那段经过时，心里还在咚咚的跳，我也想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的一个梦罢了，可这几十年来，又一次一次被我否定了，本想把这个秘密永远尘封起来，就是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呢？现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写了出来，不知谁能帮我答疑解惑。

第三次病魔是在十九岁，那个时候，庄上的人几乎个个都得疟疾，那个疟疾来了，体温一下子要上升到四十多度，那时专制疟疾的药物还是有的，可我就是这么扛着，任凭他发烧，就是不吃药，一连七八天，把我烧得口干舌燥，有一天早晨，忽然鼻孔流血，我就用棉球堵那鼻孔眼，然后，打来一盆凉水，用那凉水激那头部，本以为可以止血，没想到血又从嘴里流了出来。慌得我父亲赶紧把我送到离我们村有十五六里的“庙头”镇医院，在那里医生对我采取了紧急止血措施，可还是流血不止，医生无法，就建议我赶紧转去县医院。

于是我就转到了县人民医院，也许血要流完了吧，到了人民医院，我的血慢慢的也就不淌了，医生又给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医生给我输了很多瓶血浆，我的脸慢慢才有了血色，医生不知说我的红血球还是白血球，已经到了正常值以下，就这样一连住了七八天医院，方出院，回家后，一二年身体才恢复了健康，这是我第三次从死亡线爬了回来。

第四次病魔是在我四十九岁时，那个时候，我的体重近一百七十斤，有半年时间就突然消瘦下去，自己还浑然不知，别人提醒我，“怎么这么瘦”？可我反问说，我瘦了吗？

有天傍晚，饭后闲来无事，我串门来到了村代销店，代销店那个磅秤就在室外，我就往磅秤上一站，一称体重，只有一百三十多斤，原以为是年龄大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吗，也没放在心上，平时又能吃能喝的。

哪知过了一段时间，一到下半夜，感觉有低烧，时常还不断咳嗽，有一天晚上 ，我到了村卫生院，村医生开了一些止咳之类的药物，又用听诊器听了听，建议我到县医院做个CT,可我还是没有拿当一回事。

直到有天早晨，一口咳嗽出血来，这一下子我才慌了神，请了假，到了县医院一检查，说我得的是肺结核。

那个时候，我宛如从天上一直坠到深渊，精神上极度低沉，心想，这一劫恐难逃了，还好，经过药物治疗，虽然病情反复过几次，但那个阎王爷还是没有收留我。

在这次患病中，多亏了我的爱人精心照顾，只要听说有对我的病有好处的食物，想方设法弄来给我吃，听说那个梨和冰糖在一起煮能治我的肺结核，就天天煮给我吃，就这样，吃了有近一年，我的肺结核好了，可我又吃出了糖尿病、高血压。

第五次得病，第五次……也许第五次就是我的终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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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五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农民征收各种款项。如果是税务机关的，就出具正规的税票，是政府行为的，则出具发票，而有些是地方行为的，就没有什么票据给你。

现在我就来说叨说叨一年中农民交过哪些费用，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教育事业附加费、路工以资代劳费、五小车辆费（手扶拖拉机、自行车等）、生猪费、社会人口费（户口不在本村）、违反计划生育费，还有村或组需要筹集的一些款项，这些就没有票据了。这样算下来有十三四种吧。

这些费用，一年中一般分二次征收，七月份新粮、西瓜上市征一次，到了秋收结束第二次又开始了，这样算下来，一年之中农民要交的费用约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费。

现在我就来算一算一亩地在二零零年之前能有多少收入，好的年景小麦能收八百到一千斤，当时的市场价在六毛、七毛钱之间，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四五百元，多则六七百元。其中在土地投入中，化肥一百多元，籽种三四十元，机耕费四五十元，还有农药等，不包括人力资本投入，一亩地少说要投入三百多元，也就是说一亩地的纯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种田人一年忙忙碌碌下来没有大的收入，地方政府还年年加码收那么多费用，农民要想以土地致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听说有的地方的农民愿意抛荒，也不愿意种那劳力伤神的田，“纷纷抛田”离乡到外地谋生去了。

到了收费时，那些村组干部也是愁得要命，老百姓大都采取软抵抗，叫你整天找不着人，那些干部就采取扒粮、牵猪，以实物抵那各种费用，有时会引起双方激烈对抗，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一旦干部受到肢体损害，那“保驾护航”的派出所把你人抓了去，还罚你的款，细细想想还有好果子给你吃吗?!
计划生育收费那就更难了，有几千到上万元，大多数超生户采取拖一时是一时，能少交多少就多少，也有不怕的，家里住着“梳头舍子”，也就是四檐着地的茅草房，家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要啥无啥，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些干部也拿他没辙，还有的常年不在家，收不到这些费用，那些村干部也愁得要命。
话说到了公元一九九八年七月，全国大中小学生都放了暑假，也正是教师休闲度假时间，可这个时间恰逢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征收提留款之时，当地政府知道，乡村干部也无能力顺顺当当完成这次征收工作，凭动粗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是有人就想到了动用老师这个力量，老师在老百姓中还是有一定威信的，老师的工作对象是千家万户的孩子，直接影响到孩子一生，那些家长不会轻易说个不字的。
全乡教师齐上阵，一个教师配备一个组干部，于是到各个农户家征收提留款项了，那一年，天气比较炎热，高温，温度都在三十四五度，每个老师都发了条毛巾，每个人都把毛巾扎在左手腕上，右手拿笔，左手拿着发票纸，当汗顺那脸往下淌时，一抬胳膊就擦去了汗渍，这样也就不影响工作了，就这样，为期一个礼拜的征收工作开始了。
收费确实难，因为老百姓囊中羞涩，哪肯把一年的生活费用轻易的交给你，怪话连篇也还罢了，还提出了诸多的不合理的收费款项，我们哪能解释的清楚，于是就用一句话来搪塞，这都是全乡统一的，不知好话说了多少，方把钱拿下，心里暗暗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天黑之后，我们收费人员就不敢上门收费了，因天气炎热，怕遇到哪些尴尬事，弄不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早晨，是我们收费的绝佳时间，于是我们收费人员，天蒙蒙亮就去堵各个农户的门，“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应该交提留款的人，比你起得还早，当你用手拍拍那门时，已经是“铁将军”把门了，有的确实到田里干活去了，有的农户是刻意躲着你的，这就给你征收提留费带来一定的难度。
于是，白天我就骑着用五十元钱买来的二手凤凰车，满田乱窜，去追那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受了多少白眼，难听的话不知听了多少，总算不负使命，一个星期下来，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零五年后，没想到的是，自古农民种田就“完银纳税”，被国家这届政府颠倒过来了，不但不完银纳税，国家还按地亩补贴一些钱，我们这个地方人均一百八十元，这等于给农民发了工资，土地给你种着，还给你一定的土地补助，我相信种地的人会一天一天富起来的。
附一些当年农户保存的不同年份残存的收费凭证：

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收据

农业税收据

教育附加费收据

路工以资代劳费收据

超生罚款通知书

催欠通知单

五小车辆费收据

生猪税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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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屯小学

“我们的学校”，这个题目在我们念书时，是老师出给我们的作文题，时隔四十五六年，今天又该我来做一做这个题目了，以让我村的后辈们了解了解我们村学校的兴衰史。

我们村是一个人口集中的一个大村子，人口两千余人，解放前，村里有个私塾老师名叫陈松州的，教了几个学生，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民都喊他陈大先生，此公到了八零年才病逝。

解放后，附近六七个村子合并成一个生产大队，名曰“长荣”大队，人口约四千余人，领导根据地理环境，选了一个比较适中的地段，建起了学校，这个学校在前屯村，附近的学生上学都要走二里的路程，学校的名字叫“岺东小学”，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隶属岺东乡，这个“岺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马岭山的东侧而得名的，所以这个学校才有这个名字，至于为什么用此“岺”，而不用彼“岭”，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62年后，大食堂解散，上级又把我们这么一个大队，重新进行了整合，把一个长荣大队分成了三个大队，即：后屯、前屯、潘胡三个大队，学校还在前屯村。

过了几年，可能是65年吧，我们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没有学校的）一夜之间办起了学校，各村都有统一的名字叫“耕读小学”，我们村的学校，自然就叫后屯耕读小学了，学校在村部的东厢房二间宽约八尺，长约二十尺的泥坯草房子里，教室里的新生屈指可数，也不过七八个人，老师是我的族中的一个堂姐，名字叫陈桂平。

有一天，放晌学，我们一群在外村读书的学生，都到耕读小学看景致，那个教室的独扇门靠在教室的墙上，陈桂平的父亲正在用斧头和钢钎一锤一锤的在掏门旁的洞，洞打好后，用铅条绑在一根小树棍上，然后，横放进那个洞眼中，再用稀泥又把那个洞堵得严严实实，作为门鼻子，晚上锁门就靠这个门鼻子了。

66年冬、67年初，文革开始，学校也到了瘫痪状态，那时，我也到村西约三里的代庄村上读五年级，不知谁个冒出一句话，每个村的学生都回到各自的村里读书去。因路途比较远，谁也不想跑三四里程求学，于是，我们就回到村子来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耕读老师陈桂平出嫁了，代替她的是姓庄名叫庄加林的女老师，不知什么原因，耕读小学从大队部搬到离我家有二十米地的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室里，这个会计室也是一个泥坯草房，和在村部的两间屋子一般大，所有学生全涌在这两间屋里（1~~5年级），学生人数可能有三十多人吧，老师就这么教着，学生也就这么学着，现在想来，不知老师当初是怎么教这一到五年级的学生的。

村子里闹了一阵子的文革，到了68年秋，原大队干部还是大队干部，说话作数的人还是那原班人马。话说，村里一下子有了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没有教室，没有老师，这一下子可把大队干部愁坏了，大队干部中，有个我们管叫他“大队长”的人，他是村里的二号人物，名叫庄加楼，是个大老粗，可说话忒起作用，为了选那校址，建议动用生产队的土地，在征求队里的意见时，每个队都有不同的理由加以拒绝，可他力挺校址就选在我们队邻近沟边的一块四亩多地上。

那个时候，本队社员反对声一片，可谁也不敢当面提出异议，因为我们队的组成人员庄姓占了大多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办一件大事，那个家族观念还能起到一定效果的，这已经是学校三次移址了。

据“大队长”讲，当年盖学校就是他一人操办的，那个时候，全村有八个生产队，每个队分盖二间，材料自备，所谓材料，也就是平地取土，生产队出几根木料，从那田里取稻草、茅草之类，没有一块砖头，也没有一片瓦，也不过半月时间，十几间教室就盖起来了。

老师是庄上的清一色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也不过初中水平，学校一至五年级的课程就这样正常上起来了，也就在开学初，学校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上级派来了校长，名叫仲瑶，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他当时的工资是三十九块五毛钱，外加生活津贴五毛，共四十元，也蛮高的了（这是题外话）。

话说，学校建好以后，秋天开学，全村的学生一下子都涌进了学校，教室问题解决了，而课桌椅只能靠学生家长自带了，可那时各家各户还比较贫穷，大都没能力置办课桌椅，来了一个学生，老师就动手置备泥桌，就是用几根向日葵杆，或小树棒，朝那垒起的泥腿上一放，然后，再覆盖上和好的稀泥，晾干以后，一张泥桌就制成了，有的学生家连一个小板凳都没有，那个凳子也只有用泥做了。稍大一点的学生也会自制泥桌泥凳，不知哪一个领导人在开会总结时说，现在的学校就是“三泥”，泥桌、泥凳、泥人，这倒也说出了当时的实情。

时间到了七六、七七年间，学生剧增，学校现有的空间已远远满足不了，周边又都是民房，无发展空间，学校将面临着第四次迁址。在学校南约五十米，一个占地约十亩的地方，被领导人看中了，也就在当年，新校址上盖起了六间新瓦房，资金村里出大头，国家也相应出了一部分资金，具体怎样比例我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在这个期间，文教部门在我们村设了初中部，叫“戴帽初中”，新生就招在六间新建的瓦房里上课，其他的学生，还是在原址上上课。初中部也不过二年时间就停招了。

经过多年的扩建、改造，学校建起了围墙，拥有二十八间教室，篮球场、各种娱乐器材，还有电脑室、图书室、仪器室……学校应该有的，我们学校也都有了。学生最多时有四百多人，一至六年级都是双班，老师十三四个。

土地到户后，也就是八零年到现在二十年间，学校培养了近五十多名大学生，南京大学毕业的张士凯，还有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孙如立，都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有的学生入了仕途，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有的是新闻工作者，还有的从医、从教的，除去航空业没涉足外，几乎各个行业都有我们的学生，周边村庄羡慕极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使生源大大减少，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家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自认为这个学校有可能延误了他的孩子，有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七八里外的集镇上去读书，还有的送到四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导致多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已经浪费了教育资源。文教部门为了整合资源，一下子砍去中高四个年级，只保留一二年级。或许多年以后，这个学校也许就不复存在了，再觅她的身姿，只能到人们的记忆中寻找了。

后屯小学，由建校初的几十名学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又复归到了原点，还是几十名学生，不知该庆贺，还是该……又有谁能来拯救这个学校？唉……

附：历届校领导人名单：陈桂平（女）

庄加林（女）

仲 瑶

姜若健

朱焕银

陈勤田

陈早田

孙树松

周全中

李仲华
王宝南
季立举

王立春

胡方季

杜锡华

张士超

徐太英（女）

李增明

后屯本村老师：陈广松

陈登楼

陈伟千

窦富银

徐太英（女）

1986年后屯小学部分教师合影

后排右起第二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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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全体毕业生合影

后起第二排左一位孙如立，前二排左四为笔者

2000年后屯小学生源最多时一个毕业班合影

前二排左六为笔者

2009年最后一个毕业班合影

前二排左三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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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着，那些大人有时插嘴不时问些什么，就在“问、讲”的过程中，他突然一本正经的站起说，现在我有重大的消息要公布，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活到165 岁，林副主席要活到135岁。还有蒋介石已经丧了狗命，那个时候，因我的年龄还小的缘故，还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丧“狗命”是什么意思，就追问起来，旁边有人冷语道，这个还不知道，我也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遇到另一个大串连时的人，他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任教，闲聊时聊到了大串联的事，我就把当年某某所讲的“特大消息”做了印证，他说，那个时候什么消息都有，真真假假谁能分得清，不过某某讲的确有这个消息，那时谁都盼毛主席长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农民就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了。不用说，而后来这些消息，随着林彪命丧温都尔汗，毛主席辞世这些重大事件的出现也就不攻自破了。

据他回忆，他们串联时一行六七个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他们一行转了一圈都回家了，其中有个同学“天马行空”，几乎把有名的大城市都逛遍了，父母为其准备二十元钱的路费，回家时不少反而多了，其中缘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闲言少叙，话说大串联那会儿，我上的是四年级，那个时候，我上的这个小学是个初小，只有四个班，一~~四年级，四个老师，因受大环境影响，老师基本上也不给我们上什么课了。

记得在66年的冬天，天气比较寒冷，地面上那个雪下了厚厚的一层，水沟的冰也能撑人了，走在上面那个冰被踩得吱吱响。可能受大串联的影响吧，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也想出去串联，理想之处就是县城，想去看看有星星那么多的电灯，还有那些高楼大厦，就硬磨着老师带我们出去串联。

在一个傍晚，我们一行约十人，年龄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十一二岁，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棉被，前面有个同学打着红旗，倒有点像解放军行军的阵势，有王树仁、袁宗亭二位老师带队，就这么徒步向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走去，走在那村边的路上，看着那些大人们都投来惊讶的目光，我的心里美极了。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现在算来，可能有三个多小时吧，天也暗了下来，才走到我们村东约十五里的一个集镇，庙头镇，再也不能前行了，老师就带着我们走进了庙头中学，一走近那大门，那路旁有一人能抱得过来的法桐树，那一排排整齐的教室，还有那宽阔的操场，再走进宿舍，那个电灯亮极了，那个双人床，要想爬上去，还需要托着屁股才能上去，新鲜，新鲜极了！

不知我的老师怎么和校方联系的，总之我们住下了，当晚，我们吃的是我们新年才能吃得到的大白馒头，还喝着那冬瓜和一些肉丝的汤，激动的我们半夜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也亮光光。

没想到的是，吃罢早饭，老师不是带着我们继续向县城方向进发，而是打道回府，有的同学都哭了，大家带着不平，在无可奈何情况之下，只有跟着老师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

没有去成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们之中，有两个年龄比较小的又有尿床的惯病，因睡得迟，可能冬瓜汤喝得多了点吧，他们把自己的被子湿了大半边，老师也有可能基于这个原因才打道回府的吧。

大串联时的我的梦想，就是想去县城，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要实现了，却又因故没有去成，现在回忆起多少还觉得有点遗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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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脚蹬鸭蛋滩

周边那些久远的故事略表过后，再来叨叨我们村我那老祖宗的传说。据传，元末明初“红缨赶散”，我那老祖宗，从那陈姓的发源地—河南颍川迁徙到此地繁衍生息。后来，可能是为了不忘根吧，我们这个地方陈姓的宗祠就以“颖川堂”作为堂号，细细算来，应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在没迁徙到我们村之前，我们这个村就有了村名，叫“后屯村”，相对的在南面有一里之遥的一个村叫前屯，在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百里还没听说有叫这个屯那个屯的，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了。据县志记载，在元朝有两支打仗的部队分驻扎在前后，故此得名前屯村、后屯村。

闲言少叙，陈姓的第一代祖过世后，安葬在村西现在叫“官庄”顶的地方，那可是块风水宝地，据传，有个南方来的风水先生，看了此葬穴，连连赞叹：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啊！

有个多事的人，闻听此言，就问，此话怎讲，那个风水先生手指着那东北，你看那青根亮茬的山没有？那叫“安丰山”，那死者的头就枕在那安丰山上。

我们这个地方安葬老人，都要选择一个好的方向，什么西北向，东北向，哪个方向如果是一个低矮的地方，就不是上上之选了，哪有人低拉着头睡觉的。风水先生接着说，死者的头枕在那既“安”、又有“丰”两个吉祥字的山上，主那后代人丁兴旺（“主”表示“管”的意思）。

那个风水先生，围绕着那墓转了数圈，天上有那成群的野鸭围绕着坟墓盘旋，说出了惊人的一句话：“头枕安丰山，脚蹬鸭蛋滩，陈姓的后人将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顺手又抚摸着坟墓上长出的有一人高的青竹，自言自语地说，愿你快快长啊，你能望见北面的小河水，任何人就怎么不了你了。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官庄”顶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据说，有个庄姓的人，忒嫉妒，想方设法怎样来破这个风水，于是，他每天早晨早早来到墓地 ，拾了满满的一篮鸭蛋以后，顺手用那手中的镰刀，把那根青竹连根毁去，说也怪了，那根青竹，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又长出了一人高，这一下子可愁坏了破风水的人。

那个想破风水的人，找来了那南方风水先生，请求指点迷津，怎样才能把那个风水破了。于是，破坏风水的人，依据风水先生的指点，用那黑狗血和其它污秽的东西，才把那风水给破了。

从此，那个坟上再也长不出青竹来了，那些野鸭也不见踪影了，想捡个鸭蛋壳都不可能的了。

据传，那个庄姓破坏风水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弃庄姓改为姓陈的了。如果要对号入座的话，这一家人最后一个光棍汉，在九八年前后离开了人间，不知是真是假，可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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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养儿墩

话说，阴平是苏北地区一个小小的集镇，而就在这名不经传的小小集镇四围，有好多个“墩子”，每一个墩子，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那阴平西面一里处，有个墩，在那墩的下面居住着臧姓人家，故名“臧墩”，据考证，那可是一个新石器遗址，也够久远的了。

在那北面约二三里处，有个墩曰“宝墩”，据当地人讲，那个下面埋着不知哪朝哪代的一员将军，听说也曾出土过宝剑之类的东西。

在集镇的东面约五里路，有个墩叫“夜合墩”，它是由两个小墩组成，据当地人口传，不知哪家的哪位先人曾看见，那两个墩到了夜间就合在一起了，故此得名“夜合墩”。

关于每个墩的故事我就不一一追寻了，今天单讲在阴平的南面约四里路的地方，有个墩叫“养儿墩”，或叫“杨墩”，这小小的墩的故事可不寻常，据一代一代人口传，大宋年间，出了名女将，那名女将就是电视剧“杨家将”中的穆桂英，那个穆桂英就是在这个墩子上安营扎寨，运筹帷幄，破那番邦阵势的。

据传，那个番邦的阵势还没有破解，穆桂英腹中的胎儿，就急着来到了人间。在那阵营之中没有干净的水，来清洗婴儿身上的血渍。不知什么人，抱着那婴儿到墩的东南方向，那儿有个圆圆的水塘，那里的水清澈透明，孩子就在这里清除了身上的血渍。

那个穆桂英，正在专心研究那破阵之法，哪还有时间哺乳那刚出生的孩子，就把那孩子托付给离大营南面不到三里的一个小小的村子里，找那有奶水的妇女代为抚养，那个小小的村庄故得名叫“代儿庄”，也就是现在的代庄村。解放后，这个村的小学的名字曾叫“大耳”小学，这个“大耳”和那个“代儿”，是谐音在作怪吧。

那个穆桂英因生了孩子，不知延误了多长时间，才着手破那番邦的阵图，致使破阵延了又延，有个歇后语，倒道出了穆桂英是怎样延误了战机的，叫穆桂英养（生）儿——“累阵”。

在那养儿墩的附近，有个隆起的土丘，是穆桂英点将破阵的地方，又叫“点将台”，到了现在还有址可寻呢。

“养儿墩，洗儿汪，养儿抱到代儿庄”，这个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仅仅是个美丽的传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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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铁耙耙和尚头

以我村为中心，方圆在六七里的范围内，有很多久远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根据我所知道的，整理一二，供在外生活的游子们，了解这块土地的传说。现在，我就来说说，“铁耙耙和尚头”的故事。

话说，不知哪朝哪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两姓人家，一家潘姓，另一家路姓，他们两家都各自出了个官，同在朝里称臣，又同时告老返乡颐养天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洪水泛滥的地区，那个黄河水不时光顾你的家园，毁坏你拥有的一切。潘、路这两个阁老，很想为家乡父老做点事情来造福桑梓，于是，他们经过磋商，决定扒条河，来报答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那个时候，土地掌握在千家万户的手里，想要从各家的土地上扒条河谈何容易，虽然，他们都对扒河很支持，可那条河要从自家的土地上经过，那就比割他的肉还难，没得办法，那个河只有从各家的田头经过，因各家的田地长短不齐，那个河不知绕了多少个弯，有首歌不是唱那个河，有九曲十八弯吗？可这条河还要多几个曲，又多绕几个弯，这条河就坐落在我们的乡镇，阴平街南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条东西走向的，现在看来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

这条小河，名字叫沂河，又叫潼河，因河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在河的北面的这块平整土地上，有个村庄故此得名，叫阴平。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领导着人民在这里浴血奋战，在阴平镇成立了县政府，取名为潼阳县政府，而原来的阴平镇已更名为潼阳镇，这个“潼阳”可能也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吧。

话说，这个潘姓为官的叫潘都史（音），那个姓路的称路御史（音），也有可能是官谓吧，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那远古的年代，我们这个地方，各种谷物都放在平整的场上，用牛拉着那个石磙，在场上，不知转了多少遍，那些谷物才被从谷苞中剥离出来。

那个潘、路两个人，见那牛拉着石磙慢腾腾的，于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点子，把那场的下面，掏得空空的，挂上响铃，那个牛听到铃声，受到惊吓，自然也就狂奔起来。这也就引起后来的一场官司。

再说，阴平的这块土地上，有个皇家寺院，那个皇帝老儿每年都到寺院烧香还愿，保佑他的江山永固。那个寺院的主持，耐不住寂寞，动起了凡心，经常骚扰地方上的妇女，招来了民愤，那潘、路两个阁老，又怎能坐视不管呢，一直告到皇帝老儿那儿去。

皇帝一道圣旨，把两个阁老和庙宇主持，一同招进了宫，那两个阁老列举了和尚的种种劣迹。那个和尚也不示弱，把那潘、路两人怎样私自扒河，又怎样挂铃打场诉说了一遍。

皇帝老儿这可犯了难，一边是告老返乡的两个阁老，一边是和皇家有渊源的和尚，不耐烦地摆了摆了手，嘴里连声说“罢了”！“罢了不用说，这就是算了的意思。

大家知道，“罢”和“耙”是同音的。就这样，双方各自回到了应该去的地方后，那个潘、路二人一回到地方上，把那一整院的和尚，一个个全都埋在那土里，只露出了头，用牛拉着那铁耙，然后，驱动那牛，把那些可怜的和尚的头，耙了个稀巴烂，为乡民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那个皇帝老儿闻听此讯，立招潘、路进宫，皇帝老儿说，我叫你们算了，你们怎么……那潘、路两个阁老，慌忙跪倒，连声奏道，我们正是遵照您的旨意办的啊，您不是说“耙”了嘛，我们也正是用耙耙的啊，那个皇帝老儿听了此语，又能怎么样呢。那潘、路两个阁老正是利用这个谐音除去了祸害。

这就是还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传颂的，“潘都史、路御史，私扒沂河，打响场，铁耙耙老和（尚）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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