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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36):吃磨

茶余饭后,几个聊客聚拢在一起,没有目的地聊起了家常,天南海北、国内国外…… 就这么海聊起来,聊着聊着,其中一个聊客聊起了他家早已弃之不用的石磨,这个可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吃饭工具,可以说,我们的祖辈和我们这一代人,每一口饭都是从石磨中磨出来的。细细思来,原每家门口都有的一尊石磨,不知不觉地就这么没了,心头不禁涌起些许怅惘……

说起石磨,记得我从七、八岁起就和石磨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每到凌晨一、二点钟,各家各户都相继起来办吃的,有一次,可能父亲忙碌了一天的农活,母亲不忍心叫他吧,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喊我的姐姐,母亲竟然把我弄醒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母亲一人抱着一根推磨棍,推起了有近三百斤的石磨来了。

有了第一次,那以后的次数就多了。有时,推着那石磨,推着推着,睡意就上来了,一头栽倒在磨道上,虽然母亲心疼我,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母亲一个人用石磨磨下一家人的饭,那是不可能的,推磨太累了,所以我还得爬起来,还得继续推。

以后,我们家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形成了自然分工,那就是我父亲、姐姐和我,轮流和母亲一起推磨,就这样一推就是四十多年,土地到户后,准确地说,应该在九0后,每个家庭才渐渐不使用石磨了,现在吃的煎饼,都是机械饼,吃惯了用石磨磨成的糊糊饼,总感觉到机械饼没用石磨磨出来的煎饼,那么香甜,那么可口,那么回味无穷。

你可能听说过很多人会晕车、晕船的,可你就没听说过晕磨的,那成年大人围绕那直径一米多的跑道,使不出劲,卖不出力,就这么紧一步,慢一步,高一脚,低一脚,转得你晕头转向,转得你心直泛酸水,转得你,直想把你那五脏六腑都通通掏出来,你不晕磨才怪呢。

如果你在七八十年代,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家家门的东侧,都支着一尊石磨,为什么都支在东侧呢?这倒有个讲究,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把石磨和水缸,和天上的白虎、青龙二星君对上了号,据说,青龙常会转世下界来祸害人间,那白虎星就跟着来除暴安良。

东为上,占着上风,石磨摆在东侧,西为下,水缸就摆在西侧,我们这地方有个说法,叫左青龙、右白虎,不怕白虎高万丈,就怕青龙过个头(超前),所以说,这两样东西的摆放,要处处显示出白虎压制青龙来,绝不能让青龙占了上风,不然的话,那个青龙凑个空子,就会来到人间掀起一场浩劫来,到了春节,人们都会在石磨上贴上“白虎大吉”。

闲言少叙,话说我的那个聊客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儿子问他,他家的门前哪来的两个大石砣(磨),他的回答倒也很幽默,他说是用来吃的,儿子以为老子回答的是真话,又问,那石砣怎么能吃?他接着回答,他家的一家人包括你小时候每顿饭,都靠这个东西来磨,儿子这才似懂非懂,嘴里咕哝咕哝地离开了。

细细品味这位老兄的话,可不是真的?我家的磨原本是一个大石磨,每一年都要请 “锻磨”师傅把那个磨齿磨得快快的,刚刚锻出的新磨的粉末,和粮食烙成的煎饼和稀饭搅拌在一起,吃在嘴里碜牙,使你合不拢嘴,要想咀嚼,还不把你的牙磕掉?只能生吞活咽下去了。这种情况大约要经过月余,慢慢的才没有碜牙那种感觉,就这样,每年耗去一、二毫米,也就是说每年吃去一、二毫米,厚厚的一个石磨,经过几十年的咀嚼,变成了薄薄的一个石片。

作为农村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祖祖辈辈都使用过的石磨,我们的后代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了,我在庄上转了一圈,可不是,还真看不到石磨了,也难怪孩子们,把石磨说成了石砣了。

可我们的祖辈在磨上那些辛酸史,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父亲的回忆(35):预支一斤粮

预支一斤粮

——过支八大两

六二年以后,社员们有了自己的小“园田”,自然也就格外呵护自己的三分地了,好的家杂肥料,一股脑全部“滚”到自己的地里去了,这一下子就“饿”了集体的田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村里的三千多亩地,一年的总产量也不过区区四、五万斤,亩产能打多少斤粮也就屈指可算了。

话说到了七零年左右吧!新收的小麦已经进仓,从上一年的麦口到今年麦口天整整一年下来,家家缸中粮食也所剩无几,一个队二百多号人,四百多双眼睛,干巴巴地专等着生产队分粮呢,可生产队还没有拿出预算方案来,社员们又不能饿着肚子,没得办法,队里只好预先支付一些粮食给社员们,以度眼前饥饿难熬的一关。

我们大队的第八生产队,根据社员们的一再请求,经过研究,并征得大队干部们的默许,按人口平均预支了一斤粮,你们猜猜,到了重新分配时,每人平均吃了多少粮吗?生产队的会计用算盘一拨拉,除去留足籽种,上缴国家的皇粮,还有生产队的各项开支外,社员们预支的一斤粮整整过支了八大两。也就是说,只能分二两粮,多吃的八两粮也只能是籽种了。

一斤粮过支八大两,当年轰动了全公社,也惊动了县里。从此,老八队出了名,“吃种”这个名号也冠在了他们的头上。至今,村民们在茶余饭后,每每聊起往事,还常常唠叨这事呢!

这样,社员们就越发重视自己的三分地了。那时,只要增添小人口的,就给三分地,为了那三分田,人们都拼命地生育(62年~75年),村里一家七、八个孩子多的是,最多的还有十几个的呢。

又有谁会想到以后的后果呢,过了若干年后,儿女们个个长成人了,要吃、要穿、要房、要媳妇……那还不愁坏了含辛茹苦奋斗一辈子的父母了,这是后话。

在说些题外话,七十年代初,正是我们的花季,谈婚论嫁悄然地在我辈中进行,那个时候,女方的择偶标准最简单了,只要男方模样还说得过去,有房住,有饭吃,或有点地位的人家就是上上人选,五十元的彩礼就能把新娘娶到家。饿怕了的人们,也只能这样,什么爱情,花影柳下、海誓山盟那种浪漫情调通通放在一边,唯一选择的是吃饱饭。

就这样,说饿着吧,就差那三、五天的口粮,互相调剂一下,新粮也就到了你的缸里,就这么巴巴结结,巴巴结结地熬了十几年,土地到户后,人们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转。

父亲的回忆(34):心酸的小名

心酸的小名

人自从呱呱坠地,就被父母画上了一个一个符号,那就是小名,因时代不同,名字也带有时代的特征。

回忆起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心里总是酸溜溜的,那个年代,人的出生率不低,可成活率就不高了,我的一个族中一个堂哥名叫陈维汉的,一辈子男花女花生了十个,到头来鸡报鸭蛋——空欢喜一场,好几个大的十几岁因痢疾等疾病夭折,小的也不过几天就走路了,十个一个没剩。

那时,医学不发达,人们又不懂得科学接生。据我所知,我们出生的那一代人,庄上根本没有什么接生婆,接生只靠自家婆婆、婶婶、嫂嫂们,有的人家小孩降生后,还专门找生了锈的刀片来断脐带呢,导致小孩得了“七朝风”(破伤风,七天发病)。

有一户人家,一连生了三个都得了“七朝风”,到了第四个全家慌了堂,急忙找来巫婆,巫婆说,这个还不是你的儿女,要想下胎留住,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讨债鬼拖到三岔路口用刀剁了,方能保住下一胎成活。

不知这个小孩是否是得了七朝风,还是正常的孩子,总之,主家信了巫婆的话,把一个还活着小孩抱到了三岔路口,真的用铡刀剁了。

到了第五胎小孩落地时,看那小孩身上有一条白愣愣的一条线,正好和他用刀剁死那个小孩的刀处相融合,疑是讨债鬼报仇来了,慌得全家又是烧纸,又是磕头的,说也奇了,从此后,又接连生了四个全成活了,不过,后面二个是由政府培训出来的接生婆接生的。

那个时代,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祈福上苍,上香、烧纸祈祷老祖宗和过往各路神仙,保佑他们的孩子们平安,或者给小孩起个卑贱的名字好养活,给小孩起小名大概有这几种:

一、以各种牲畜就作孩子的小名,什么阿猪、阿狗、阿猫……于是,就有了大猪头、二猪头、三猪头,大狗、二狗、三狗、四狗等小名了,总之,有了几个小孩就按这个顺序排下去。

二、有的人家因失去第一胎或第二胎孩子的,就以相应的“好”字来取小名,于是就有什么锁住、拴住、留住、卡住、绕住等名字。

三、还有的人家以硬器来命名的,以示小孩的命硬,能抗过短命这一关,什么锅、碗、鏊子、石头等。

四、以尿来取名,这个字原是两种读音(niao或sui ),一家四兄弟的小名才有趣呢,大的叫大sui,老二叫二niao、老三叫三sui、第四个叫四niao。

五、还有的人家因男孩比较珍贵,把男孩叫做丫的,我的门旁一个张姓邻居,有好几个女孩,到了最后一个是男孩,娇的不得了,为了好养活,就给起了好几个小名,依次为张丫、假丫、小假。本人因父亲晚年得子,父亲就给我取的小名叫广丫(广是辈份)。

六、以呆、愣、憨来取小名,越下贱的越有人起作小名。

孩子长到七、八岁,娇贵人家的孩子四处张罗拜干大、干妈,那姓刘的人家就首当其选了,刘有留住之意。家庭比较寒薄的人家,拜不起干大、干妈的,就拜那堆臼、石磨、石碾为干亲了。

现在这个时代就不同了,网上算命取名,那个分值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要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在人生的路途中一帆风顺,才符合要求。

大都孩子都取叠名,什么文文、静静,甜甜、蜜蜜,……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文文静静的、甜甜蜜蜜的无忧无虑生活在着和平环境里。

愿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永远成为历史,不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出现。

父亲的回忆(33):消逝的大雁声

消逝的大雁声

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一马平川,是项王故里、虞姬的故乡,东面百里之遥,有浩瀚无边的大海,那海边上有个旅游胜地,神话传说中美猴王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西邻长寿星彭祖出生地徐州,南有淮河水在滋润这块宝地,后背紧紧倚在那山东地界上层层叠叠的山峦上。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那各种花卉,争芳斗艳,四季绽放。还有那各种小鸟,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和谐的交响曲在这片土地上空奏响,真是鸟语花香,人杰地灵的好去处。

春天,那南来的小燕在绕梁尽情地歌唱,不知从哪一辈起,我们这个地方就口传下小燕子是个吉祥鸟,在谁家落户,将给某家带来好运。当地女孩很多名字末尾有个“燕”子,足以说明人们对小燕子的钟情和对百般呵护了。

当你干活累了,懒洋洋地躺在那绿色的草坪上,眼望着天空,就有数只“叽溜”鸟,叽溜……叽溜……在你的上方不停地叫着,时而盘旋、时而停顿、时而钻进天眼、忽而又俯冲下来……给一天劳作的人们,多多少少解除了许多精神的疲惫。

有时,你还能看到那老雕在那无际的天空放肆的追逐那可怜的小鸟,“弱肉强食”瞬间在那湛蓝的天空无情的表演着,当你看到老雕俯冲下来,肯定是不知那只野兔遭了殃。

凌晨,人们还在似醒未醒、蒙蒙胧胧在温柔乡时,那柴塘里的水鸟,我们这个地方管它叫“柴呱呱”的,就早早地呱呱的不休,好像在提醒人们:天要亮了,快起床吧,一天的事情还等着你去做呢。真的到了天亮,它的呱呱声没了,不知它是呱呱累了,还是去筹办一天的生活了。接着,代替它的是白头翁、黄鹂、斑鸠、还有那满身乌黑的,我们此地昵称它为“黑丫”鸟和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的叫声,喳喳叽叽,叽叽喳喳在你的耳边回荡着,你再想懒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风雨过后,那成片的乌鸦,把太阳遮的严严实实,它们迎着那浮云,迎着那雨后的凉风,一扇一扇的在天空翱翔。

“八月初一(农历)雁门开,大雁头上顶霜来”。正是小燕东南飞,大雁北方来的冷、暖交换季节。我们村东有一块方圆十余华里的一个荡,因在扎布村的南面,故名扎布荡,五十年代建了一个蓄水库,后废之。每年都种上万亩的小麦,在那荡里,有河流、水塘,还有那一个个隆起的土丘,正是大雁栖息的好地方。荡里有一个十几户的人家,因大雁缘故,故得名“雁宅”。听老人说,这个小小的村子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每一年大雁来的只数都在近千,儿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到那大雁居住地,拣那些大雁屎来家当柴取火呢。

看那大雁,在天空伸长了脖子,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咕——嘎——咕——嘎——无拘无束的歌唱,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又顺成个一字,还有那一两只孤雁在远处低低的哀鸣,给人们一种凄凉的感觉。有时还能看到地面上有几只“茲老”(仙鹤)在边歌边舞呢,不时那成群的野鸭(当地)也会来骚扰尊贵的客人。

自从“土地到户”后,人们的活动空间大了,种植不在单一化了,那各种化肥、农药,还有那机器的轰隆声……直接制约各种鸟类的生存空间,那呱呱鸟的唠叨声,黄鹂的鸣叫声,还有那大雁的咕咕嘎嘎的叫声,逐渐的消逝而去,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迹了。也只能从课本中的描述,来告诉我们的下一辈,大雁是什么样子了。唉……

父亲的回忆(32):我们村里的“四类分子”

我们村里的“四类分子”

    儿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半夜鸡叫”,讲的是,恶霸地主“周扒皮”为了长工能为他们多干些活,半夜学鸡叫的故事。还有《收租院》中刘文彩怎样大斗进、小斗出的事情,就这两个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

“文革”时,我们村里三天两头召开批判大会,一、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就是“四类分子”。批斗之外还要“游庄”。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打倒地主某某的声音,从我的家后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们都慌忙起身,跟着看景,那地主脖子上打打打纸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地主某某,打倒富农某某……当地主们游到村里的“土井”旁,那领喊口号的人一声大喊:跪下!那些大小地主们乖乖的跪成了一溜儿。那领喊口号的人又大喊一声:爬!那些地主们只得乖乖的把两只手摁在满是泥水和冰渣的地上,顺着那土井旁转起圈来……庄上有好几个土井,自然也就个个都要光顾了,在游庄队伍中,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族中我管她喊小奶的,她家是富农,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村里共产党的财粮委员(会计),一次日本鬼子进村,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解放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获得“烈士”这个称号(八零后得到纠正),可怜一个老人怎能经受得住连爬带冻的苦,就大声反抗:我“当家的”是有功的,我不是四类分子!就这一声,招来了一顿拳打脚踢,“你男人是你男人,你家有功,怎么不是烈属?你就是四类分子”!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完成这次游庄“任务“。

那个年代,地主家的子女都成了“臭狗屎”,他们家的女儿想找一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女婿,那是多么不容易,成份好的人家也不敢娶地主家的女儿为妻,入伍啊、入党啊、提干啊……只要你家有一点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你的前途,还会影响到别的亲戚,就会招来一片反对声,那个时候,人们的婚姻状况大都在成份相等中进行。

说出来我们庄上的四类分子,准确的说应该是二类,那就是地主和富农分子,没有听说谁被戴上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帽子,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说某某是四类分子,谁又会把他们分得那么清呢,统统冠为“四类分子”。

近几年才知道,我们庄上的地主没有一个像周扒皮、刘文彩式的人物,也没有听说过怎样为富不仁、欺凌乡邻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们只不过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民,充其量说,他们就是一个“土肉头”,有时我会经常跟曾过过地主生活的人聊天:在那旧社会,有钱人最怕贼了,那时的贼都是“明火执仗”来抢,家中那是不能有什么浮财的,有了点钱就置地,把地看成是搬不走的“乌金”,贼是不可能把地的。他说他家有四百亩地,现在的七、八亩地也比他家收得多,吃的要比穷人家好一点,住的都差不多,都是泥坯草房,只是宽大些,没有一砖一瓦,国民党兵来了专找好过人家要东西,整天还提心吊胆,又怕贼来抢,又怕兵来要,苦啊……

不知是什么时候给他们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我只知道 他们在八零年左右被摘取了帽子的,被叫做“村民”,享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可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却始终挥之不去:那地主就是坏人!可能是受到几十年的教育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