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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27):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时候

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时候

    大食堂倒闭,各家又重新支起了炉灶,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又开始了(约63年~80年)。说出来,我们这个地方做活得工分,还是向大寨人学的呢,叫做什么“大寨记工法”。

    当时,工分的票面面额分别为:半分、一分、二分、五分和十分。工分的票面大小像饭堂的饭票差不离,有时队里的工分票额数量不足,上面会发食堂的饭票来充工分票使用呢。那时,一般强壮男劳力一个工作日十分工,妇女八分,老、弱者六、七分不等。

    话说,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干部组成为:指导员(必须是党员),或干事(没有党员),是大队委派的“钦差”,代表大队施行号令或决断大小事情,其次是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民兵排长、记工员。

    有的队还有“队委”这个职,这个职务不在编制之内,是生产队长需要这么个人,但又不能委以重任,只能以生产队队委这个虚职给他,这个人不是个疵头,就是有来头的人,有了他,领导班子也就安稳多了,以恶治恶嘛。

    一般一个队六、七个干部,各种农活下来的话,每个干部都得齐上阵,分领各条线路的活,当领导者的,大多“指手画脚”,自然农活也比别人少干不少。

    那时,一个人一旦做了干部,自己得了高工分外,还有很多不透明的好处,干部家庭的生活,自然比一般人家要好过些,亲属和亲友也都沾光,家庭成员也就事事占先,底气也比别人的足了。

    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社员们生病、或者因私事外出,必须请假,得到队长批准方可离开,否则,就罚以一日工分,试想,一天工分捞不着,还要罚一天的工分,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头,谁敢冒这个险。

    再拿记工员来说事吧,记工员本是生产队的一个最小的官,可他应用起来,比任何一个官大,比如说,他领一条线干活,就说锄地吧,如果对某某人不顺眼,手中的“白旗”朝你的地头一插,说明你的地没有锄干净,嘴里还像小和尚念经——咕咕哝哝,来显示他的权威,那你就得重来一遍,不然的话,扣你工分没商量。田中杂草锄干净与否,本没有什么标准,有些社员就跟他鬼喊,自然也就招来上级领导——队长的批评指责,不服的还要交由大队来处理,一般社员后台不硬的,谁又会来捅这个马蜂窝呢。

    社员们手中的工分票,一般是一个月一结算,每人得多少工分是要公布上墙的,有的记忆好的,谁出工多少再和相应的工分进行比对,有没有猫腻一掰手指头就清楚了,干部家属和干部密切的人,一般也只能猫腻一、二分,同是一个队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社员们有苦说不出,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如果多了四、五分的,有人站出来牛,也只能被乖乖地扒去。

    话说,当年的工分的面值一般一分工也只值四、五分钱,一天下来也只挣来四、五毛钱,妇女、老弱者自然也就更低了。到了年终结算,劳力强的人家,也有上百元的结余呢,自然也就美美地过个好年了。

    细细算来,凭工分吃饭也有十五、六年头,直到一九八零年,土地真正到户,它才退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