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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30):土地到户那一年

土地到户那一年

八零年的春天,准确的时间应该在公历年份四月底五月初,记得那个时候小麦已经绣出了长长的穗子,那段时间正是大忙前的短暂空闲时光,还记得某个星期天的茶余饭后吧,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林荫树下,边乘着凉,边享受那舒适的和风,边天南海北地侃起了大山……聊着聊着,我们都管他喊“大队长”的大队干部庄加楼也来凑热闹,他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要分地了。那个时候各种报纸都出现了“联产承包”字眼,倒也不感到惊讶,可“分地”和“联产承包”能挂上钩吗,诸多疑问,请问他,他也说不出头尾来。

不知过了几天,大队来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名字叫张军的,现在应该叫乡长,他是我们本土的干部,他召开了村大、小队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土地按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来分,老人、孩子暂不分地,具体怎样完公粮,怎样来办公共事业。明确规定:按劳力出工、出粮、出资。这就是我村的初始“联产承包”。

可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那时,村里还有县委驻村工作组,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或对精神没有吃透吧,或者说怕犯错误吧,怕承担责任吧,总之,再分地上打了个“拦头霸”,硬要公社重新考虑,可张主任似乎底气很足,硬是按他方案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真正的“土地到户”应该在晚秋,具体是这样的:每个队成立“分地”小组,组成人员是由全体社员选出来的,具有一定威信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担任。

首先按土地的肥沃分一、二、三类田,丈量每类田的亩数,然后统计出每个队的现有人口,抽签分配土地,抽好抽坏全凭手上的运气。

那一年,我家分了近十亩地,耕牛半头,半张耙,一个笆斗,一把草叉。就这样那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的大呼隆的大集体生活就这样解散了。

大集体虽然从形式上解散了,可人们一时都难以转过弯来,深怕一觉醒来又复旧原词,所以还难以下大的资本到地里去,深怕投进去的资本打了水漂,所以头两年的小麦产量并不高,加之那时没有较多的优良品种,亩产也只不过能收三、四百斤,比起大集体时整天喊过“百斤关”来,不知好过了多少倍,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也初步解决了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