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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31):我家的小平板车

我家的小平板车

说起我家的小平板车可有些历史了,算起来有近三十个年头了。记得土地到户后,可能在八二年的春天,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上,我们把一年的积蓄二百多元钱全拿去赶会了,在会上花了近二百元钱买了平板车,平板车身长约三米,宽不足一米,从此,这个平板车和我们一家人风风雨雨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

土地到户后,大约有十年的光景,我们这个地方的运输工具,基本上有平板车主宰,家家都有一辆平板车,九零后,农民手头比较宽裕了,也不过三、四年吧,手扶拖拉机代替了平板车,平板车被彻底的淘汰了。

我们家也不是买不起手扶拖拉机,因年龄问题,眼力和体力不济,动力机械这种东西,如果你稍有不慎,轻残,重就有可能命丧黄泉了,下了很多次决心,终因家人反对和自己的犹豫不足,就是没有付诸行动,至今,我家的运输工具还是这辆平板车。

因平板车被淘汰,每个家庭都剩下动力机械了,那零零总总,沟渠路边,大型机械还不能到的旮旯里,我的小平车可派上用场了,有时我的小平板车倒成了香馍馍,左邻右舍没有一家没用过我的小平板车的,就连那好几里之外的人家都来借呢。

小平板车是我们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对我们家的生活改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功劳簿上将永远记上她浓浓的一笔。

父亲的回忆(30):土地到户那一年

土地到户那一年

八零年的春天,准确的时间应该在公历年份四月底五月初,记得那个时候小麦已经绣出了长长的穗子,那段时间正是大忙前的短暂空闲时光,还记得某个星期天的茶余饭后吧,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林荫树下,边乘着凉,边享受那舒适的和风,边天南海北地侃起了大山……聊着聊着,我们都管他喊“大队长”的大队干部庄加楼也来凑热闹,他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要分地了。那个时候各种报纸都出现了“联产承包”字眼,倒也不感到惊讶,可“分地”和“联产承包”能挂上钩吗,诸多疑问,请问他,他也说不出头尾来。

不知过了几天,大队来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名字叫张军的,现在应该叫乡长,他是我们本土的干部,他召开了村大、小队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土地按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来分,老人、孩子暂不分地,具体怎样完公粮,怎样来办公共事业。明确规定:按劳力出工、出粮、出资。这就是我村的初始“联产承包”。

可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那时,村里还有县委驻村工作组,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或对精神没有吃透吧,或者说怕犯错误吧,怕承担责任吧,总之,再分地上打了个“拦头霸”,硬要公社重新考虑,可张主任似乎底气很足,硬是按他方案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真正的“土地到户”应该在晚秋,具体是这样的:每个队成立“分地”小组,组成人员是由全体社员选出来的,具有一定威信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担任。

首先按土地的肥沃分一、二、三类田,丈量每类田的亩数,然后统计出每个队的现有人口,抽签分配土地,抽好抽坏全凭手上的运气。

那一年,我家分了近十亩地,耕牛半头,半张耙,一个笆斗,一把草叉。就这样那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的大呼隆的大集体生活就这样解散了。

大集体虽然从形式上解散了,可人们一时都难以转过弯来,深怕一觉醒来又复旧原词,所以还难以下大的资本到地里去,深怕投进去的资本打了水漂,所以头两年的小麦产量并不高,加之那时没有较多的优良品种,亩产也只不过能收三、四百斤,比起大集体时整天喊过“百斤关”来,不知好过了多少倍,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也初步解决了温饱。

父亲的回忆(29):偷瓜

偷瓜

大集体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二、三十亩瓜园,那个时候种瓜不像现在有温室大棚,新年期间农民早早的把瓜种就揣在贴身的地方捂,过了若干天,种子发芽了,再放在每个小泥碗里去,等芽子有好几瓣子的时候,在嫁接在葫芦根上,这样经过若干天的精心呵护,再把瓜苗移栽到大田里去,在大田地的塑料大棚里约生长二十余天,经过一段时间的放风,西瓜也能完全适应了露天生长,这才除去塑料拱棚,复又回归了自然,约生长月余,也就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那香甜甜的西瓜就上市了。

大集体的时候,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虽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们这个地方,大都在农历四月底才择时播种,西瓜上市应该在农历六月底七月初。

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还独记得,有一天的下午,刚刚吃过晚饭,我的三个少年玩伴,那个时候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他们一起来到我家逗我去割草,我们每个人背着粪箕高高兴兴的下地去了。

名义上说去割草,事实上我们的心早也被生产队的香甜甜的大瓜园吸引去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到了大瓜园,看瓜老人念其相邻乡亲,还能摘个小瓜来甜甜他们的嘴,可我们这些毛头小孩,那看瓜老人就不放在眼里了,你就是在瓜园里呆上一整天,也不可能摘个喇叭瓜给你的。

于是,毛孩们就想到了“偷”,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大瓜园边,瞅瞅那看瓜老人正睡在四檐着地两头通风的梳头舍里,那个梳头舍的中脊房料,还长长多出了一大截,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时机也正是我们“动手”的大好时机。

于是,我们悄悄地进了瓜园,每个人慌忙摘了三五个不等的小瓜,正准备离开时,就听到那看瓜老人一声大喝:小狗×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我们几个这下子全傻了眼,一下子又全反应过来了,那就是跑,其他三人倒出了粪箕中的小瓜,背着粪箕很轻便的逃离了现场,可我,竟连粪箕也丢在那瓜地里,只拿镰刀拼命地往外跑,那三个偷瓜贼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慌不择路地逃到一片高粱地里,躲在那密不透风的高粱地中间,到了天黑后才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回到了家,专守着父亲的棍棒和一阵大骂。

事后听说,他们三人,为我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粪箕一幕,我的粪箕被看瓜老人挂在那高高的梳头舍多出一截的中脊梁上。

那时的瓜园地约有三百米长 ,那个看瓜棚就在瓜园的中间,三个玩伴经过合理分工,其中两个在瓜地的一头择瓜,引诱那看瓜老人去追,另一个悄悄的从另一侧去抢挂在中脊梁上的粪箕,那个粪箕大人们伸手可得,像我们十二、三岁的小孩,可就够不着了,听说,看瓜老人发现了有人偷瓜,就出去追,当追到半路时,又发现了有人来抢粪箕,掉回头又来护着那粪箕,可怜,我那个玩伴刚刚粪箕要得手,怎经得住那大人的急三步,就这样失去了抢回粪箕的机会了,接着,玩伴们有故伎重演,可那看瓜老人再也不上这个当了。

事后,我的玩伴们抱怨我是一个十足的呆鹅,把粪箕中瓜倒掉,背着空粪箕不就逃得快吗,可我也真后悔,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

那些大人们也在评论我们偷瓜呢,说我不是做贼的料,出主意抢粪箕的人倒是个好料子,果不其言,他长大后,偷了人家的牛,尿屎都被打进了裤子里,就是不交代别的同伙。

话说回头,我当晚回到家,看那全家人的脸都是阴沉沉的,再看父亲的脸铁青铁青的,我吓得脸都发黄了,一顿打骂肯定挨不过去了,我慢慢地移到奶奶的身边,寻找保护伞呗,可当时父亲一声都没吭……

可在饭桌上父亲开腔了,为人一辈子就是不能偷……刚刚把平时教育我们的话说出口,什么从小偷人家蒜薹,到大了就能偷人家的骡马,父亲说,有个罪犯要被砍头时,忒想见母亲一面,当母亲来见儿时,罪犯想最后吃母亲一口奶,母亲满足了儿子要求,这个罪犯咔嚓一口把母亲的一个奶头咬了下来,说母亲从小纵容他,没有认真管教他,导致他今天被砍头云云……

我的母亲向父亲挤了挤了眼,我的奶奶抱怨我的父亲:吃饭时哪有那么多话,吃饭归吃饭。父亲只有把教育我们的话生生地咽回去了。过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不是父亲不想打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了,奶奶和妈妈怕我被父亲打骂后,受不了刺激,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可我,恨不得地上有个裂缝钻进去,丢得我有好多天不敢出门,就是出门了也远远的躲着那熟人,深怕人说我是小偷,可这个“偷”子只压得我成家立业后,在我的心里一直还有一片阴影,现在和我一般大的人聊天,哪晓得,他们儿时都有一段偷瓜的历史。

不知哪位名人说得好,“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还有劝君不要“贪”的之理名句,什么江河水虽多,也不过区区取一瓢饮,高楼大厦千间也不过需要一席之地,粮田千顷,只要一日三餐,因为一个“贪”字,误了多少人的卿卿性命,因为一个“贪”字,使自己的一家人从此不敢面对世人,就是,因为一个“贪”字,江河水能把你淹死,高楼之上能把你摔死,那个一粒大米能把你噎死,劝君还是本分点好,人的一辈子好坏全靠自己把握了。身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要那么多干啥!

父亲的回忆(28):苏北葬俗

丧俗

唠过婚俗,再来唠唠我们这个地方的丧俗。如果一个人一旦被亲人认定近期死亡,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个村中的剃头匠给亲人理个发,家人再为其身体,用热毛巾满身擦洗一遍,有点类似整容,这样亲人就能体体面面,干干净净的上路了。

在老人病故前,家人把早也准备好的寿衣、寿帽、寿鞋等全穿在病人身上,在文革前,守死的人是不穿任何内衣的,现在不讲究了。

病人放在主屋的正中央,头直对着大门,躺在那儿专等死,等十天、八天、半个月谁也说不准,有的还有等了好几个月的呢,甚至还有白等的。

一旦亲人亡故,除了全家人嚎啕大哭外,应该紧急做的这几样事情是:

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土坯(长方体,长约尺余,宽约六、七寸,高约二寸),放在死者的头下。

二、用火纸(一种发黄的草纸)放在死人的脸上,“火纸蒙脸”有个传说,说的是死者在阳间的义务还没有实现,上还有父母没有送终,下还有儿女没有成家,早早过世,心有不甘,到了阴间哪有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所以,立下遗命,死后用火纸蒙脸。

三、煮“倒头饭”,把做好的干饭放在死人的头前,干饭上面插上一双筷子。

四、点上长命灯,就是碗里放上豆油,灯捻用棉絮做成,一旦点亮,是不能熄灭的,如果灯熄了,那人就活不过来了,据说,是从诸葛孔明时传下来的。

五、准备好烧纸盆(专供来人祭拜时烧纸盛灰的盆)。

六、烙好打狗饼,把打狗饼放在死者的衣袖里面,这有个传说,病死之人,要到阴曹地府,一路上要遇到很多恶狗,遇到一个恶狗,就丢一个打狗饼,那狗遇着那饼叼着就吃,哪顾的上来咬人,一路上要安全多了。

七、选好丧仗。丧仗,二尺左右,必须是柳条棍,上面白纸裹成,男性亲人人手一根,目的是用来打阴间的恶人和恶狗。

紧急事情处理完毕,如果亲人是在夜间死亡,天蒙蒙亮,就要送“倒头汤”,文革前,我们这个地方,每个村子里都有土地庙,送汤要送到土地庙,倒头汤要送三次,第一次送汤,有儿子、儿媳,孙子等,排成一溜长队,嚎啕大哭来到土地庙,围绕土地庙转三圈,上香、烧纸、磕头,再沿着土地庙缓缓而下。

送倒头汤很有讲究,排在第一的必须有长孙打着灯笼,后面是长子拎着烧纸笆斗,长子后面是长媳拿着白旗拎着茶壶,每个男性手中拿着一根哭丧杖,长子边走边撒用火纸剪成的冥币,长媳则边走边一路浇水,这样一路嚎啕大哭,一路撒纸钱,一路滴水,完成了第一次送汤。以后二次,每一次送汤只准添人,不准减人。

文革期间,每个村的土地庙被当作四旧毁了,现在,家中老了人,用一个小桌子,一张芦席,一只碗,在碗里放上些玉米或小麦,在碗的中央插上香,选一个三岔路口,把几样东西一组合,就成了一个土地庙,仪式照样进行。

戴孝有个讲究,儿子头上是不带缝制的孝帽子,是一块一尺五、六见方的白布,用麻绳箍在头上,那叫带“搭头”,腰上勒着一根麻绳,鞋的表面用白布全覆盖在上面。

孙子孝帽的两个尖尖角,其中一个角上钉一个蓝布条,重孙两个尖尖角上钉上两个红布条,重重孙则带全红的孝帽。

儿媳白布缠头,白布打腿,白布蒙鞋,腰勒麻绳,脖子上围着孝手巾,那孝手巾比侄女、侄媳等比要稍长些,其他人如侄女、侄媳等是蓝布打腿,蓝布蒙鞋,腰中不勒麻绳。腰中勒麻绳的戴孝妇女,叫“披麻戴孝”。

接下来,就是请“风水”先生,选定墓穴,择定出丧日期。如果死者死在坏日上,身下要铺松,身上要盖松,棺木要悬在地面添土安葬,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不能下土安葬,需要把尸体抛在家乡人不知道的地方,任凭那野兽东拉西扯了,如果不照此办,那将给死者的后人,带来料想不到的无穷恶果,没有一个死者的后人敢越雷池半步的。

如果需要合服(夫妻合葬),有的等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最多的要等到六十年才能合葬,儿子等到六十年几乎很少,任务也只有孙子来完成了。

抛尸的我只听说过某某家的祖上有,但六十年后才合葬的就见怪不怪了。

风水先生把一切交代清楚,就着手写“七贴”,就是写在七七四十九天里应该注意事项,什么儿子、孙子犯压,不能领棺到穴地安葬等。

在七贴里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违反游戏规则,后果自负。那七贴就贴在主屋的后墙上,时时提醒主人应该怎么做。

儿子在这七七四十九天里,不能剃头,不能洗衣服(可以轮换穿衣服),不能坐板凳,不能大声说话,以示孝敬父母。

选定好安葬的日子,安葬的前两天的下午,请来的鼓乐队就吹起了哀乐,接着有女儿(没有女儿就是侄女),买的各种祭品,摆放在八仙桌上,停留在村头,专等鼓乐队前去迎接,鼓乐队从中挑出一吹一打两个人,浩浩荡荡把祭品迎到早也搭建好的灵堂之内。

灵棚之内的四壁写着各种哀联,正中央放着祭品,八仙桌上还放着死者的遗像,若夫妻双双都不在了,还要请出另一个老伴遗像摆放在一起,享受众人的祭拜,没有遗像的就临时刻一个牌位放在一起。

在遗像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奠子,有的闺女为了摆阔气,那个奠子用百元大钞组成,大概五千元左右,那个钱自然也不能再收回去了,事后被死者的儿子揣进了腰包。

灵堂的两边摆放着纸人、纸马,还有一溜纸糊成的排灯,那排灯上写着死者家族的“堂号”,还有女儿买的纸糊的花轿和花圈等。

大门前不远处,高高的天空竖着用红布做成的明旌,那铭旌的上面写着几行字,上款是生于某年某月字样,下款写的是卒于某年某月,中间竖着写着一行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某某(姓)公讳某某(名)享年几十有几之柩,女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氏孺人享年几十有几之柩,如果夫妻双故,则竖两个铭旌头。有的亲友还有用白布做成的竖在天空,那叫“帆”,帆的上面也写着一些挽词。

文革前,丧事比较简单,不设灵堂,来人磕头戴孝吃个饭就行了。

出丧的前一天,是亲朋好友登门祭拜的日子,那一天,主家根据大概人数的多少,可摆四个到十个桌堂不等,有的人家一天下来要摆一百多桌宴席。

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只听那吹鼓手吹起了长长的一声哀乐,嘟嘟……嘟嘟 ……只看到那行厨(懂礼仪的人)把伞打开遮在孝子的头上,另两个人架着孝子,那孝子躬身四十五度左右,缓缓的来到开宴地方,只听那行厨一声大喊:谢客啦……众人齐刷刷站起来,孝子一个深深鞠躬,又缓缓离开,礼毕。

客人如数坐下来吃酒吃饭,宴毕,客人在来到灵堂如数祭拜,方慢慢离开。早晨的宴席一般要开到接近十二点钟方结束。

到了中午,要送晌汤,送晌汤的人排成一字长蛇阵,排队次序也有个讲究,有的因为站前站后闹了不大不小的矛盾,一般请懂礼仪的人来料理此时。

晌汤队伍的前面,有族中晚辈抬着祭品,吹鼓手领着近二三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的队伍,围绕着村中要道吹吹打打缓慢前进,到了人多的地方,就停下来,吹鼓手拿出各种看家本领,博得众人捧腹大笑,这样就达到了主家的目的了,送晌汤时间约一个半到二个小时左右方才结束。

到了晚上,还要送程,首先长长的一串队伍抬着花轿,来到土地庙前,由死者的亲人齐喊各自的称呼:上轿嘞……,然后,一串长长的队伍,在一片吹吹打打声中来到三岔路口,停下来,有那行厨打开轿门,亲人在喊各自称呼:下轿嘞……接着,只听行厨一串话就说出了口:开鼻光鼻闻四方,开嘴光嘴大吃猪羊,开耳光耳听四方……一切礼毕,接下来就焚烧花轿,请亲人早早登程,亲人一个个都必须从焚烧过的花轿上跨过去。

这时,你又见到死者的几个孙子拼命的往家跑,因为在家中的棺材头上放着一笔数量可观的小钱,迷信说法,谁能先抢到这笔钱,谁就能大富大贵。

送完了程,亲人开始祭拜,在那哀乐声中,每一个亲人个个都要祭拜死者,什么三揖五叩、三揖九叩、九揖九叩、九揖十八拜、二十四拜、大礼等。不会上述礼数的,还有儒家的抱拳礼的,最简单的,就是磕四个头。

祭拜过后,那鼓乐队玩出了五花八门的节目,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众人越是开心,越说明主家请来了一个好鼓乐队,主人的面子上越光彩,这样折腾了十一点多钟才结束。

到了第二天的凌晨,死者的棺木要向前升一点点,升棺的谐音是升官,可能盼下一代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吧。

大概在八、九点钟,开始出丧,如果是合葬夫妻,那女方娘家人买一些小镜、红头绳、粉之类的化妆品。

两口棺材的中间,用红纸包着的一块小木板,搭在两口棺材上,这块用红纸包着的小木板,叫“过桥板”,当棺材登位,儿女们要齐喊女方的称呼:过桥了。这样,他们在阴间又重新结婚,又重新生活在一起。

棺穴里亲友要抛下若干钱文,新居落成,亲友贺喜之资,我们这个地方的叫法又叫“踩当门地”,把阳间的一套全用到阴间去了,那些不菲的钱文就落到做活人的手里去了。

死者是高寿的又儿女齐全的,那铭旌上的红布被村民们撕的七零八落的,但字不能撕,撕下的布用作孩子裤兜等,据说,如果,用高寿死者的布,儿孙们也能像死者一样长寿,儿女满堂。

剩下字的部分,在棺材之上喷洒白酒,然后再覆盖上面,这样,就完成了下葬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一声哀乐长号,嘟——嘟——众人抬着棺材,在亲人的一片嚎哭声中离开了家……

安葬下地后,接着就是圆坟,就是亲人准备一些祭品到坟上祭拜一下,看看对坟墓满意不满意。

晚上,所有的儿子要到坟上转一圈,那叫“抄坟”,一连抄三个晚上,文革前,我们这个地方死了人是不火化的,如果夏天安葬,死人的气味会招来野狗乱扒坟墓,儿时,我曾看到那坟头上用瓦罐涂成白色放在坟头之上,感到好奇,就问父母,父母答曰:他家祖上干了坏事,到了这一辈子,就招来天狗来扒坟啃骨头了,那是为了恐吓野狗。这又和迷信扯上关系了,一句话,那抄坟的最初的目的,可能就是看看有无野兽来打坟墓中死人的主意的。

这样,三天丧事就办完了,接下来,每逢七天的首日的晚上要报七,在七贴前烧把纸,哭几声,磕个头就算完了,家人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顿饭都要破一破方能动筷,就是把饭菜端到七贴前面,烧把纸,磕个头,用筷子把饭菜夹点丢进烧纸盆里,表示让父母先吃,儿女才能动筷子,以此孝敬父母,一切礼数完毕,一家才能做下来开始吃饭。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就到了五七,五七首日的早上,一家人包括出嫁的女儿等,都回到家,办了一桌菜抬到某个路段,全家人全面向东方嚎啕大哭起来,当太阳露红时,一家人又齐齐站起来,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迷信说法,能看到死者在那东方或隐或现呢,也就在这时,死者方知自己真的死了,这叫报“五七”。

五七过后(约一至三天),女儿、侄女、外甥女等,择定某一天,她们自备饭菜,把饭菜放在笆斗里挑着,一起到亲人的坟墓上,烧纸、磕头、嚎啕大哭。然后,一起回到事主的家里,在一起吃个饭,主家买些礼品作为压笆斗的回赠,这叫送“六七饭”。

以后,女儿每逢头周(周年),三周、五周、十周、二十周、三十周,女儿都要到父母的坟前祭拜一下,别的时间也就免了。

父亲的回忆(27):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时候

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时候

    大食堂倒闭,各家又重新支起了炉灶,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又开始了(约63年~80年)。说出来,我们这个地方做活得工分,还是向大寨人学的呢,叫做什么“大寨记工法”。

    当时,工分的票面面额分别为:半分、一分、二分、五分和十分。工分的票面大小像饭堂的饭票差不离,有时队里的工分票额数量不足,上面会发食堂的饭票来充工分票使用呢。那时,一般强壮男劳力一个工作日十分工,妇女八分,老、弱者六、七分不等。

    话说,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干部组成为:指导员(必须是党员),或干事(没有党员),是大队委派的“钦差”,代表大队施行号令或决断大小事情,其次是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民兵排长、记工员。

    有的队还有“队委”这个职,这个职务不在编制之内,是生产队长需要这么个人,但又不能委以重任,只能以生产队队委这个虚职给他,这个人不是个疵头,就是有来头的人,有了他,领导班子也就安稳多了,以恶治恶嘛。

    一般一个队六、七个干部,各种农活下来的话,每个干部都得齐上阵,分领各条线路的活,当领导者的,大多“指手画脚”,自然农活也比别人少干不少。

    那时,一个人一旦做了干部,自己得了高工分外,还有很多不透明的好处,干部家庭的生活,自然比一般人家要好过些,亲属和亲友也都沾光,家庭成员也就事事占先,底气也比别人的足了。

    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社员们生病、或者因私事外出,必须请假,得到队长批准方可离开,否则,就罚以一日工分,试想,一天工分捞不着,还要罚一天的工分,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头,谁敢冒这个险。

    再拿记工员来说事吧,记工员本是生产队的一个最小的官,可他应用起来,比任何一个官大,比如说,他领一条线干活,就说锄地吧,如果对某某人不顺眼,手中的“白旗”朝你的地头一插,说明你的地没有锄干净,嘴里还像小和尚念经——咕咕哝哝,来显示他的权威,那你就得重来一遍,不然的话,扣你工分没商量。田中杂草锄干净与否,本没有什么标准,有些社员就跟他鬼喊,自然也就招来上级领导——队长的批评指责,不服的还要交由大队来处理,一般社员后台不硬的,谁又会来捅这个马蜂窝呢。

    社员们手中的工分票,一般是一个月一结算,每人得多少工分是要公布上墙的,有的记忆好的,谁出工多少再和相应的工分进行比对,有没有猫腻一掰手指头就清楚了,干部家属和干部密切的人,一般也只能猫腻一、二分,同是一个队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社员们有苦说不出,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如果多了四、五分的,有人站出来牛,也只能被乖乖地扒去。

    话说,当年的工分的面值一般一分工也只值四、五分钱,一天下来也只挣来四、五毛钱,妇女、老弱者自然也就更低了。到了年终结算,劳力强的人家,也有上百元的结余呢,自然也就美美地过个好年了。

    细细算来,凭工分吃饭也有十五、六年头,直到一九八零年,土地真正到户,它才退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