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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46):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一七年农历七月,细算来应该是民国六年,出生在江苏新沂市时集街的一个比较殷实的高姓家庭里。我的外公,就在这个小小的集镇上,开了一家“斗行”(卖粮食),母亲在家排行老二,比我的姨妈小两岁。

听母亲回忆,她出生时虽然已是民国,但裹脚这种陋习在农村地区还盛行,女子三寸金莲仍是大清那些遗老们所追求的。母亲生于那个守旧的家庭里,自然也就逃脱不了裹脚的厄运了。

母亲讲,她出生不久,那个双脚,就被我的外婆用长长的白布里三层外三层裹得紧紧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也就不再重视裹脚了,母亲自然也就不受那裹脚之苦了。

母亲的脚虽然没有变成三寸金莲,可已经被裹得严重变形,被裹成了一个半拉子,也就这样算了。

孩提时,有时妈妈洗脚,看到她双脚的四个小脚趾全部弯曲在脚底下,就追问妈妈,那些小脚趾怎么都到脚底去了?妈妈就把她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的双脚也多亏没裹成,不然,她又怎么能来养育我们兄妹六个,这是后话。

母亲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本应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就在母亲五岁时,家道变故,一下子把母亲推下了深渊。我的外公因病逝去了,外婆不久独自改嫁他人,把一双女儿交给了她们唯一的亲人——祖父。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知过了几个月,母亲的祖父也离开了人间,我的母亲和姨妈成了一对真正的孤儿,好在母亲有个二姑收留她们这对苦命的孩子。母亲的二姑虽然心疼她们姐妹俩,可在那个社会,她的二姑在那个家庭一点地位都没有,也就更无法保护这对小姐妹了。

听母亲回忆,她们在二姑家也不过生活了二年。我的姨妈刚刚九岁的时候吧,就被送到一户洪姓人家做“团圆媳”(苏北方言,即童养媳)了。又过了一两年,母亲也被送到另一户人家做“团圆媳子”了。

母亲到了这户人家,受尽了那个婆婆的非人折磨,常常非打即骂。母亲曾讲过,在她十二岁时,那些土匪成伙结队,到了一个村庄,不但抢走了浮财,还把一庄子的房屋全烧了。有的庄上想找到一户人家都没有,不知都逃到哪儿避难去了。母亲居住的那个村子还好,没有受到土匪侵扰。

有一天,母亲那个婆婆叫她到一块不知有多少亩地里去搂豆叶,就是用竹耙把黄豆的叶片,拢成一个个小堆,然后取回家用作取暖或烧饭。那个婆婆规定我的妈妈必须把一块地豆叶搂完了,才准回家。

母亲说,那时她哪敢回嘴,婆婆的那顿棍棒可不是好受的,于是极不情愿地到那块地里去了。妈妈在那块地里搂了一个多月,饿了就扒些山芋或花生充饥,有时也会到那被贼烧过的村庄的断壁残垣里,寻些烧熟的食物来吃。晚上就睡在那豆叶堆里,遇到下雨,就到附近的高粱杆竖成的草丛里避雨。

有时晚上还会出现土匪,一串儿从身边经过,那些贼向我母亲只瞥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

听我母亲讲,当时晚上遍地都是鬼火。你走,那个鬼火跟着你走;你停,那个鬼火跟着你停。起初害怕极了,但时间长了,妈妈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多月下来,她婆家的人从没有到田里张张望望过,看看这个孩子吃什么啊,住在哪儿啊,好像家中从没有这个人似的。

母亲在这个家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忍受不了那个恶婆婆的非人折磨,从那个家逃了出来。到了古泗州一带流荡,巧了,被一个有钱人家收了去,做了个丫鬟,这户人家对她很好。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那个恶婆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母亲的下落,硬是把她拉了回去,回去便招致一顿暴打。我的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卧床整整一个多月才渐渐痊愈。

后来,那个改嫁的外婆从某熟人的嘴里探听到母亲的境遇,十分心疼,便找到这户人家,把受苦受难的母亲接了过去。就这样,我的母亲到了我外婆的怀抱,于此同时也解除了那段不该有的婚姻,直到母亲十七八岁时,我的外婆才把我的母亲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姜姓人家为妻。

之后有了我的姜姓同胞哥哥和两个姐姐,在我母亲三十一二岁时,同胞哥哥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又过了一二年,一九四九年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同胞哥哥和两个姐姐,来到了我的父亲的身边。五零年生了我的三姐,五三年有了我,五七年、六零年,我的两个弟弟又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

不知过了几年,我的姜姓同胞哥哥在十三岁时,因病不幸夭折。听我母亲讲,她一辈子生育了十二个孩子,只成活了一半……我有切身体会,夭折一个孩子,等于要了父母的一次命,我的母亲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这一道道坎的。

我的两个姜姓同胞姐姐在我家生活了五六年吧,相继长大成人,过了不久,也相继嫁为人妇。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共有七口人。那时,母亲整天在地里忙着找野菜,好来抚养她的孩子们。母亲几乎把那些野菜尝了个遍,目的就是防止她的孩儿们中毒。像那些榆树皮呀、榆树叶呀、稻糠壳呀和那些叫不出名来的野菜,我都吃过,诸多艰难,我在我的“吃大食堂那会儿”的文章里,有过诸多描述。我想说的是我的母亲,为了孩儿不知忍受了多少饿罪和艰难。写到这里,我总想用我手中的笔,把母亲的点点滴滴记下来。可又想,母亲一生倾注在孩子们身上的爱,凭你一支笔就能写得了的,只好安慰自己一下,能写出母亲的一些片段也是好的。

话归正传,我们这个七口之家,母亲肩负着家里的所有家务事,那个集体的农活还得天天去做,家里那个头等的家务事,就是吃饭。要知道做一家七口人的饭,谈何容易,也不知怎么的,那个时候的人也特别能吃,听别人讲,有一个人和人打赌,吃了十斤爆玉米花。本来没什么事情,可这个人渴了喝了水,这下就不得了,那个人的肚子渐渐的胀了起来,最后到了医院,动了手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子。一个星期下来,那个人正好花了那打赌的十元钱。

那会儿的一个成人,一顿饭要吃去三四斤食物并不稀奇,人们现在的食欲和那时简直没法相比。那时吃饭,全凭家里的唯一石磨来加工,要说有多艰辛就有多艰辛,我在那篇“吃磨”的文章里把那些艰苦的过程,全写到那里去了。看过我对母亲的回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到我那篇文章里转转。

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的母亲,她的左眼长期白内障,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早已失明。可就是这样,她晚年还为我的兄弟三家,忙碌些家务事。儿女们心疼母亲,劝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可母亲一辈子养成了闲不住的习惯,你就是再劝,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还能动,不能吃闲饭。甚至到了病逝之前的几个月,双手也不曾停歇。照她的话说,一个人没事干,会生病的,浑身也就不舒服了。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这些雏鸟蜗居在巢穴里,等候妈妈来喂养时,你可知道,母亲在四处觅食的艰辛。当你稍有不适时,你可知道母亲心中的不安;当你遇到危及生命时,你又可知道母亲的心里在滴血。你的不幸就是母亲的不幸,你的成就就是母亲的光荣,你笑,你的母亲心里也在乐着呢。

在汶川大地震时,有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覆在身下,孩子得救了,可这个母亲永远离开了尘世。有人说,那是伟大母爱的体现。可我认为,伟大的母爱并不是体现在特定的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当你来到这个人世,直到母亲离开人间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不论你是个孩子,还是一个成家立业的顶天男子汉,伟大的母爱,还在你的身上处处体现,细细想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的母亲于二零零四年农历十月十九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八岁,我的母亲安息吧!

不孝儿未请示过母亲,就把您的坎坷一生的一些片段公布于世,望母亲在天堂恕罪,不孝儿在这里向您磕头了。

奶奶的遗像

母亲大人遗照。摄于临终前,享年八十八岁

—— 陈广松
怀念母亲 有感 写于家中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父亲的回忆:我的妻子

题注:这篇文章是父亲写给我母亲的,说实话,我看完有种暖暖的感动。想起小时候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现在却无以回报,甚为赧颜。实际上,父亲在文章提到我曾有个夭折的哥哥一事,我曾听村上长辈和母亲偶尔提及,但都语焉不详,父亲则从来没有提起。丧子之痛,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说起来,我也是很幸运的,小时候多病,身体虚弱。而如果我这个哥哥没有夭折的话,说不定父母也就不会生下我了。孔子曾曰,何谓孝?父母惟其疾之忧。而我,做到的无疑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的妻子是一个只上过几天学的,却既普通又聪明的村妇,三岁时母亲因病逝去,家里没有祖父、祖母,也没有外公、外婆,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人疼的苦命的孩子。

不久父亲续了弦,又过了不久,弟妹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继母的爱全倾注在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而这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承担了家里的所有零碎散活,还肩负着照看两个弟妹得任务,就这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小保姆了,可她还不如小保姆,试想那两个弟妹是好照看的吗?那两个弟妹哭喊、饥饿全是她的错,这样,也常招来继母的非打即骂。

她的父亲是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失去一只眼睛的二等乙的残废军人,复员后,在组里做个领头人,整天不在家,也就没时间照看这个家了,可他对这个大女儿还是疼爱的,也对她的精灵劲儿比较赞赏,所以,对大女儿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放心的。

听我的妻子讲,在她七岁时,家里缺少换油盐的钱,父亲可能是有事,也有可能是懒吧,竟然把把家里的十几斤粮食,交给她一个七岁的孩子去卖,可他也没有说个不字,就肩扛那十几斤的粮食,走了七八里,当她把她第一次用粮食换来的钱,交到父亲手里时,父亲数了数钱,还有点不相信呢。

有了第一次,那以后的家里的买卖全交给她了,这倒也成全了她练就了一嘴口算能力。结婚后,有时家里要卖农副产品,结算时,我还要动笔算一下,可她马上也就能报出个准确的数来,有时比我的笔还快呢。

京剧红灯记里面有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处于那种境遇,早早的学会了料理家务,那个环境,也把她铸就了既精明又勤劳、待人又和谐、这么个有人缘的一个人,我也多亏娶了她,帮我撑起了一片天地。

我的妻子比我大两岁,我十六周岁时,父亲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就想早早的给我成个家,于是经过媒妁之言,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就这样定下来了。

到了次年,也就是一九七零年农历三月十三日,还在课堂读书的我,被父亲硬拉了回来,那时你就有一百个不同意,可父命难违,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结成了连理。

她一生为我生了四个孩子,在我二十二岁时,我的大男孩降生了,小名留成,大名陈正。

又过了两年,我的妻子怀上了我第二个男孩,已经七个多月了。那个时候,村里都吃的是土井里的水,那个土井,有一个圆圆的口,直径约一米,深约四米。那时,盛水用的是木桶,水和桶约重五十斤。

我的妻子挺着大肚子,把那两桶水,从那井里一上一下地拉了上来,然后再把两桶水挑回了家,就这样小了产,因此我们失去了第二个男孩。

又过了一年,我的女儿降生了,在我女儿四岁时,也就是大男孩七岁时,大年正月初四,她娘儿三个,被他的外公带去过新年,不知什么原因,一夜过去,我的大男孩就这样没了,我连见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在以后的两年里,我心情忒沮丧,整天昏昏沉沉,形同一个行尸走肉,又过了一年,我女儿五岁时,我的小儿来到了我的家庭。

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的我才从那片阴影中走出来,至今我还不敢、也不愿在我的一双儿女面前,提起我当年失去我大男孩的事,也就是说,我的一双儿女,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曾有过两个哥哥。

我这个人是一个马虎的人,老婆的辛苦从不放在心上,何况,我又从事教书这行当,不可能分出身来,帮助妻子干一些农活,十年前,我还能忙里偷闲帮助妻子干不了的笨重农活,最近十年因身体原因,什么农活都是妻子一个人承包的了。

土地到户后,我家分得十亩责任田,每年我家都要种上五到七亩小麦,有时,我也帮帮撒撒籽种和肥料,可大都是她一个人承担。

你可不要小看撒撒籽种这么个小活,那近二百斤的籽种,还有六七百斤的化肥,均匀的撒在六七亩地里,那可真不容易,你就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不经过长期锻炼,要想均匀播撒,是不可能,不信,你找块地试试。

到了小麦收割季节,那个时候,农村小学都要放忙假,我就和我的妻子两个人,两把镰刀,开始收割小麦,那个活真不是人干的,我这个一米七几的大个子,体型还稍稍有点胖,割了一会儿,就要直直腰,一天下来,两个人只能收割一亩地,三七开,妻子收割七分,我只能收个三分地了。

接着,我们就用平板车拉小麦,装小麦时,车上都需要一个人,车上这个人就是我,妻子一抱一抱地把小麦递到我的手中,我在找一个合理的位置把小麦放下,把一亩地小麦拉出地,一天的农活才算结束。把小麦收割完毕,需要六七天的时间,熬过了这六七天的时间,我得到了解脱,妻子接着忙夏种、田间管理。

那个田间管理,直接关系到农作物能否丰收的大问题,就说防治吧,如果你用喷雾器只在青苗的表面简单的喷洒一遍,那个害虫是杀不死的,你的用喷头围绕着叶面上下转着喷,那个害虫就无处藏身了,到了收割时,我家田块里的庄稼找不到害虫,那个颗粒也就饱满了许多,为此,有的妇女还到我的家里取经呢,这也多亏了我妻子的细心。

拔除田间杂草,完全是她一个人的事,六七亩的田地要想没有一棵杂草,也真是难为她的了,有一回我也在帮着锄地,我往往忽略了青苗稞根部的小草,可她很细心,伸手就把我面前的杂草拔了,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一棵杂草,一场大雨过后,也许有可能把你这块地慌了,那可真就是“草盛豆苗稀”了,准叫你颗粒无收。

我家共盖了五次房子,我们这个地方盖屋的材料都是自备,那拉沙子、拖水泥、运砖头等都是她一个人操劳的,这个花钱找人拖运还很容易,可找那个搭脚木就难了,需要木料四五十根,她就一家一家的找,张家两根,李家三根……要想找齐四五十根搭脚木谈何容易,也真辛苦了她了。

家里的所有家务事,从来我是不伸手的,添置家具,买卖农副产品等,全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再说,我一个身子全陷在学校里,就是想帮忙也脱不开身子来。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四十一个春秋,细细算来,整整四十年零四个月,几十年来,我们也会常常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也动不动响起那不和谐的音符,过不了多久,她还是那个她,我还是那个我,还在一起正常的生活,她在尽守她的妇道,我也在恪守我的人格,彼此都珍惜着对方。

愿我的妻子和我共同携起手来,安乐的度过晚年的生活。

父亲的回忆:我一生中的四次病魔

按:父母亲养育之恩难以回报,唯愿双亲身体健康。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难免会遇到工作的不顺,亲人的离去,病魔的缠绕……

我的一生可谓坎坎坷坷,先是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饿罪,接着又来了“十年浩劫”,还有四次病魔,几乎次次可夺去我的生命。

第一次病魔,是听我母亲讲的,就在我刚刚出生不久,就得了不知名的病,那个时候乡镇还没有什么医院,能给人瞧病的,只有集镇上有个称“张二先生”的,父、母亲把我抱到离村约四公里的集镇上找到了张二先生,那个张二先生,把我瞧了一下,见我脸上也没有了血色,又用手把我掐了一下,见我动都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就断定我没救了。

父母亲只有抱着我,迈着沉重的步伐,顺着那弯曲的小道,一步一步往家赶,当走到集镇南约三里的乱葬坑时,父亲建议我母亲把我丢掉算了,我的母亲只有顺从父亲的建议,把我丢在乱葬坑里,临走时又有点依依不舍,就用二根手指放在我的鼻子上,见我还有微微的气息,哪能舍得,不顾父亲反对,把我抱回了家。

到家后,我的奶奶把我从妈妈的怀里接了过去,用手拨弄了我一下,见我还动弹,就用白冷开水一点一点朝我嘴里淋,我的嘴就一张一合喝那白开水,奶奶说,可能有救,于是就把我紧紧地贴在胸口,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的身子,就这样,奶奶、妈妈轮流抱着一个多月,始终没有离开奶奶、妈妈的胸口,饿了,奶奶、妈妈就用厚厚的米水来喂养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连吮吸母亲的奶汁的劲都没有了,就这样,我从死亡线上逃过了一劫。

不知哪个戏曲上有句唱词,“父亲的恩还好报,母亲的恩报不清”,我要是没有我的母亲的细心,还有奶奶和母亲的精心照料,又哪能有现在的我。

第二次病魔是在我十二岁时,我还记得,在我得病之前,我一直都是伴着奶奶睡在一张床上。

有一天夜里,我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不知什么东西来挠我的头发,我就用一只手去逮那个东西,可逮不着,复又睡下,当你又要进入梦乡时,这个东西又来挠你的头发,我就双手去逮那个东西,可就是逮不着,就这样,挠的你无法入睡,另一头,我的奶奶也鼾声如雷了。

我就干脆起来,摸着那火柴,开始擦火,平时一两支火柴就能把煤油灯点亮,可这一次,擦了一支灭了一支,一盒的火柴擦完了,还是没有把煤油点亮。

折腾了一阵子,想看个端倪,也没有如意,就睡下了,当我又进入梦乡时,那个东西又来骚扰我,我哪能睡着觉,就在床上来回翻身,再翻身的过程中,我的皮肤无意间碰在墙壁上,有个东西,我的感觉是某种动物的肌肤,有体温,又好像是是人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我的身体挤在墙上,那个东西顺着我的身体往下滑,吓得我赶紧挪开,我慌忙起身,钻进奶奶的被窝里去,我把奶奶惊醒了,奶奶哝哝的说了一句:这么大的孩子,还离不开大人。我哪敢作声,我又哪敢把我遇到的事告诉奶奶,我只有把头缩进奶奶的被窝里去,还好,我一直睡到大天亮,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过了不久,我的双眼下框,鼓起了两个疙瘩,那个时候,隔壁村也有了村医生,父母亲就把我驮到医生那儿,医生按了按我那两个硬硬的两个疙瘩,说我的疙瘩里有脓,需要动手术,在征求我父母的同意下,为我动了手术。

手术后,不知过了多少天,我身体在发烧,父母又带我去看医生,医生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查看了一下我的伤口,就说,我可能得的是败血症,建议父母亲,我必须打青霉素,就这样,我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星期,听我母亲后来说,我晕过去了好多次,,把全家吓死了,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死亡线回来。

至今,我还把我那次得病和那次怪遇联系在一起,当我一边回忆一边写我那段经过时,心里还在咚咚的跳,我也想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的一个梦罢了,可这几十年来,又一次一次被我否定了,本想把这个秘密永远尘封起来,就是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呢?现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写了出来,不知谁能帮我答疑解惑。

第三次病魔是在十九岁,那个时候,庄上的人几乎个个都得疟疾,那个疟疾来了,体温一下子要上升到四十多度,那时专制疟疾的药物还是有的,可我就是这么扛着,任凭他发烧,就是不吃药,一连七八天,把我烧得口干舌燥,有一天早晨,忽然鼻孔流血,我就用棉球堵那鼻孔眼,然后,打来一盆凉水,用那凉水激那头部,本以为可以止血,没想到血又从嘴里流了出来。慌得我父亲赶紧把我送到离我们村有十五六里的“庙头”镇医院,在那里医生对我采取了紧急止血措施,可还是流血不止,医生无法,就建议我赶紧转去县医院。

于是我就转到了县人民医院,也许血要流完了吧,到了人民医院,我的血慢慢的也就不淌了,医生又给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医生给我输了很多瓶血浆,我的脸慢慢才有了血色,医生不知说我的红血球还是白血球,已经到了正常值以下,就这样一连住了七八天医院,方出院,回家后,一二年身体才恢复了健康,这是我第三次从死亡线爬了回来。

第四次病魔是在我四十九岁时,那个时候,我的体重近一百七十斤,有半年时间就突然消瘦下去,自己还浑然不知,别人提醒我,“怎么这么瘦”?可我反问说,我瘦了吗?

有天傍晚,饭后闲来无事,我串门来到了村代销店,代销店那个磅秤就在室外,我就往磅秤上一站,一称体重,只有一百三十多斤,原以为是年龄大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吗,也没放在心上,平时又能吃能喝的。

哪知过了一段时间,一到下半夜,感觉有低烧,时常还不断咳嗽,有一天晚上 ,我到了村卫生院,村医生开了一些止咳之类的药物,又用听诊器听了听,建议我到县医院做个CT,可我还是没有拿当一回事。

直到有天早晨,一口咳嗽出血来,这一下子我才慌了神,请了假,到了县医院一检查,说我得的是肺结核。

那个时候,我宛如从天上一直坠到深渊,精神上极度低沉,心想,这一劫恐难逃了,还好,经过药物治疗,虽然病情反复过几次,但那个阎王爷还是没有收留我。

在这次患病中,多亏了我的爱人精心照顾,只要听说有对我的病有好处的食物,想方设法弄来给我吃,听说那个梨和冰糖在一起煮能治我的肺结核,就天天煮给我吃,就这样,吃了有近一年,我的肺结核好了,可我又吃出了糖尿病、高血压。

第五次得病,第五次……也许第五次就是我的终点站了。

父亲的回忆(43):记一次教师征收“提留”费

记一次教师征收“提留”费

在零五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农民征收各种款项。如果是税务机关的,就出具正规的税票,是政府行为的,则出具发票,而有些是地方行为的,就没有什么票据给你。

现在我就来说叨说叨一年中农民交过哪些费用,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教育事业附加费、路工以资代劳费、五小车辆费(手扶拖拉机、自行车等)、生猪费、社会人口费(户口不在本村)、违反计划生育费,还有村或组需要筹集的一些款项,这些就没有票据了。这样算下来有十三四种吧。

这些费用,一年中一般分二次征收,七月份新粮、西瓜上市征一次,到了秋收结束第二次又开始了,这样算下来,一年之中农民要交的费用约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费。

现在我就来算一算一亩地在二零零年之前能有多少收入,好的年景小麦能收八百到一千斤,当时的市场价在六毛、七毛钱之间,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四五百元,多则六七百元。其中在土地投入中,化肥一百多元,籽种三四十元,机耕费四五十元,还有农药等,不包括人力资本投入,一亩地少说要投入三百多元,也就是说一亩地的纯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种田人一年忙忙碌碌下来没有大的收入,地方政府还年年加码收那么多费用,农民要想以土地致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听说有的地方的农民愿意抛荒,也不愿意种那劳力伤神的田,“纷纷抛田”离乡到外地谋生去了。

到了收费时,那些村组干部也是愁得要命,老百姓大都采取软抵抗,叫你整天找不着人,那些干部就采取扒粮、牵猪,以实物抵那各种费用,有时会引起双方激烈对抗,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一旦干部受到肢体损害,那“保驾护航”的派出所把你人抓了去,还罚你的款,细细想想还有好果子给你吃吗?!
计划生育收费那就更难了,有几千到上万元,大多数超生户采取拖一时是一时,能少交多少就多少,也有不怕的,家里住着“梳头舍子”,也就是四檐着地的茅草房,家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要啥无啥,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些干部也拿他没辙,还有的常年不在家,收不到这些费用,那些村干部也愁得要命。
话说到了公元一九九八年七月,全国大中小学生都放了暑假,也正是教师休闲度假时间,可这个时间恰逢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征收提留款之时,当地政府知道,乡村干部也无能力顺顺当当完成这次征收工作,凭动粗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是有人就想到了动用老师这个力量,老师在老百姓中还是有一定威信的,老师的工作对象是千家万户的孩子,直接影响到孩子一生,那些家长不会轻易说个不字的。
全乡教师齐上阵,一个教师配备一个组干部,于是到各个农户家征收提留款项了,那一年,天气比较炎热,高温,温度都在三十四五度,每个老师都发了条毛巾,每个人都把毛巾扎在左手腕上,右手拿笔,左手拿着发票纸,当汗顺那脸往下淌时,一抬胳膊就擦去了汗渍,这样也就不影响工作了,就这样,为期一个礼拜的征收工作开始了。
收费确实难,因为老百姓囊中羞涩,哪肯把一年的生活费用轻易的交给你,怪话连篇也还罢了,还提出了诸多的不合理的收费款项,我们哪能解释的清楚,于是就用一句话来搪塞,这都是全乡统一的,不知好话说了多少,方把钱拿下,心里暗暗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天黑之后,我们收费人员就不敢上门收费了,因天气炎热,怕遇到哪些尴尬事,弄不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早晨,是我们收费的绝佳时间,于是我们收费人员,天蒙蒙亮就去堵各个农户的门,“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应该交提留款的人,比你起得还早,当你用手拍拍那门时,已经是“铁将军”把门了,有的确实到田里干活去了,有的农户是刻意躲着你的,这就给你征收提留费带来一定的难度。
于是,白天我就骑着用五十元钱买来的二手凤凰车,满田乱窜,去追那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受了多少白眼,难听的话不知听了多少,总算不负使命,一个星期下来,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零五年后,没想到的是,自古农民种田就“完银纳税”,被国家这届政府颠倒过来了,不但不完银纳税,国家还按地亩补贴一些钱,我们这个地方人均一百八十元,这等于给农民发了工资,土地给你种着,还给你一定的土地补助,我相信种地的人会一天一天富起来的。
附一些当年农户保存的不同年份残存的收费凭证:
记一次教师征收-1707

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收据

记一次教师征收-1732
农业税收据
记一次教师征收-1740
教育附加费收据
记一次教师征收-1750

路工以资代劳费收据
记一次教师征收-1762

超生罚款通知书
记一次教师征收-1772

催欠通知单
记一次教师征收-1780
五小车辆费收据
记一次教师征收-1790

生猪税收据

父亲的回忆(42):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后屯小学

“我们的学校”,这个题目在我们念书时,是老师出给我们的作文题,时隔四十五六年,今天又该我来做一做这个题目了,以让我村的后辈们了解了解我们村学校的兴衰史。

我们村是一个人口集中的一个大村子,人口两千余人,解放前,村里有个私塾老师名叫陈松州的,教了几个学生,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民都喊他陈大先生,此公到了八零年才病逝。

解放后,附近六七个村子合并成一个生产大队,名曰“长荣”大队,人口约四千余人,领导根据地理环境,选了一个比较适中的地段,建起了学校,这个学校在前屯村,附近的学生上学都要走二里的路程,学校的名字叫“岺东小学”,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隶属岺东乡,这个“岺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马岭山的东侧而得名的,所以这个学校才有这个名字,至于为什么用此“岺”,而不用彼“岭”,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62年后,大食堂解散,上级又把我们这么一个大队,重新进行了整合,把一个长荣大队分成了三个大队,即:后屯、前屯、潘胡三个大队,学校还在前屯村。

过了几年,可能是65年吧,我们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没有学校的)一夜之间办起了学校,各村都有统一的名字叫“耕读小学”,我们村的学校,自然就叫后屯耕读小学了,学校在村部的东厢房二间宽约八尺,长约二十尺的泥坯草房子里,教室里的新生屈指可数,也不过七八个人,老师是我的族中的一个堂姐,名字叫陈桂平。

有一天,放晌学,我们一群在外村读书的学生,都到耕读小学看景致,那个教室的独扇门靠在教室的墙上,陈桂平的父亲正在用斧头和钢钎一锤一锤的在掏门旁的洞,洞打好后,用铅条绑在一根小树棍上,然后,横放进那个洞眼中,再用稀泥又把那个洞堵得严严实实,作为门鼻子,晚上锁门就靠这个门鼻子了。

66年冬、67年初,文革开始,学校也到了瘫痪状态,那时,我也到村西约三里的代庄村上读五年级,不知谁个冒出一句话,每个村的学生都回到各自的村里读书去。因路途比较远,谁也不想跑三四里程求学,于是,我们就回到村子来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耕读老师陈桂平出嫁了,代替她的是姓庄名叫庄加林的女老师,不知什么原因,耕读小学从大队部搬到离我家有二十米地的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室里,这个会计室也是一个泥坯草房,和在村部的两间屋子一般大,所有学生全涌在这两间屋里(1~~5年级),学生人数可能有三十多人吧,老师就这么教着,学生也就这么学着,现在想来,不知老师当初是怎么教这一到五年级的学生的。

村子里闹了一阵子的文革,到了68年秋,原大队干部还是大队干部,说话作数的人还是那原班人马。话说,村里一下子有了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没有教室,没有老师,这一下子可把大队干部愁坏了,大队干部中,有个我们管叫他“大队长”的人,他是村里的二号人物,名叫庄加楼,是个大老粗,可说话忒起作用,为了选那校址,建议动用生产队的土地,在征求队里的意见时,每个队都有不同的理由加以拒绝,可他力挺校址就选在我们队邻近沟边的一块四亩多地上。

那个时候,本队社员反对声一片,可谁也不敢当面提出异议,因为我们队的组成人员庄姓占了大多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办一件大事,那个家族观念还能起到一定效果的,这已经是学校三次移址了。

据“大队长”讲,当年盖学校就是他一人操办的,那个时候,全村有八个生产队,每个队分盖二间,材料自备,所谓材料,也就是平地取土,生产队出几根木料,从那田里取稻草、茅草之类,没有一块砖头,也没有一片瓦,也不过半月时间,十几间教室就盖起来了。

老师是庄上的清一色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也不过初中水平,学校一至五年级的课程就这样正常上起来了,也就在开学初,学校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上级派来了校长,名叫仲瑶,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他当时的工资是三十九块五毛钱,外加生活津贴五毛,共四十元,也蛮高的了(这是题外话)。

话说,学校建好以后,秋天开学,全村的学生一下子都涌进了学校,教室问题解决了,而课桌椅只能靠学生家长自带了,可那时各家各户还比较贫穷,大都没能力置办课桌椅,来了一个学生,老师就动手置备泥桌,就是用几根向日葵杆,或小树棒,朝那垒起的泥腿上一放,然后,再覆盖上和好的稀泥,晾干以后,一张泥桌就制成了,有的学生家连一个小板凳都没有,那个凳子也只有用泥做了。稍大一点的学生也会自制泥桌泥凳,不知哪一个领导人在开会总结时说,现在的学校就是“三泥”,泥桌、泥凳、泥人,这倒也说出了当时的实情。

时间到了七六、七七年间,学生剧增,学校现有的空间已远远满足不了,周边又都是民房,无发展空间,学校将面临着第四次迁址。在学校南约五十米,一个占地约十亩的地方,被领导人看中了,也就在当年,新校址上盖起了六间新瓦房,资金村里出大头,国家也相应出了一部分资金,具体怎样比例我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在这个期间,文教部门在我们村设了初中部,叫“戴帽初中”,新生就招在六间新建的瓦房里上课,其他的学生,还是在原址上上课。初中部也不过二年时间就停招了。

经过多年的扩建、改造,学校建起了围墙,拥有二十八间教室,篮球场、各种娱乐器材,还有电脑室、图书室、仪器室……学校应该有的,我们学校也都有了。学生最多时有四百多人,一至六年级都是双班,老师十三四个。

土地到户后,也就是八零年到现在二十年间,学校培养了近五十多名大学生,南京大学毕业的张士凯,还有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孙如立,都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有的学生入了仕途,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有的是新闻工作者,还有的从医、从教的,除去航空业没涉足外,几乎各个行业都有我们的学生,周边村庄羡慕极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使生源大大减少,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家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自认为这个学校有可能延误了他的孩子,有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七八里外的集镇上去读书,还有的送到四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导致多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已经浪费了教育资源。文教部门为了整合资源,一下子砍去中高四个年级,只保留一二年级。或许多年以后,这个学校也许就不复存在了,再觅她的身姿,只能到人们的记忆中寻找了。

后屯小学,由建校初的几十名学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又复归到了原点,还是几十名学生,不知该庆贺,还是该……又有谁能来拯救这个学校?唉……

附:历届校领导人名单:陈桂平(女)

庄加林(女)

仲 瑶

姜若健

朱焕银

陈勤田

陈早田

孙树松

周全中

李仲华
王宝南
季立举

王立春

胡方季

杜锡华

张士超

徐太英(女)

李增明

后屯本村老师:陈广松

陈登楼

陈伟千

窦富银

徐太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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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后屯小学部分教师合影

后排右起第二为笔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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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全体毕业生合影

后起第二排左一位孙如立,前二排左四为笔者

3

2000年后屯小学生源最多时一个毕业班合影

前二排左六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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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最后一个毕业班合影

前二排左三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