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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58):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 (三)端乡公所

土改结束,共产党大军北上,国民党兵到了此地,土地又到了地主的手里,这也确实让他们高兴了一阵子。可好景不长,那个国民党兵要吃要喝,穷人还是穷人,睡倒一身,起来一铺,要啥无啥,自然什么东西都向有钱的人家要了。那有钱人家就倒了霉了,每次出东西,心里都有一口说不出的怨气,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国民党兵),盼中央,中央过来一扫光,鸡、鹅、鸭全吃光。从这几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国民党兵多么不得人心。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为争民心的宣传战也就这样开始了,国民党宣传战的顺口溜是:八路军不可当,破衣破帽破军装,棒梃子(高粱杆做成像枪子模样),土漏枪,吃饭时找百姓的盐豆缸(黄豆和盐腌制的下饭菜)。共产党宣传的顺口溜是:太阳一出照华南,干革命不要怕困难;太阳一出照华北,干革命不要怕吃亏;太阳一出照华东,干革命不要放松;太阳一出照华西,地主、富农怀抱鸡(提心吊胆)。有的是劝丈夫不要随国民党一起下乡扫荡祸害老百姓的顺口溜:国民党下乡去扫荡,我叫你在家打朝牌(一种面食),你要去西乡发洋财,一去没回来,撇下为奴靠谁过等。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相互争夺民心的同时,也在争夺兵员,国民党那就是一个字“抓”。我的一个堂哥陈广顺,人人都喊他“老霉子”(疯子)。冬天兔子卧在雪窝里,他一声喊,兔子跳起就跑,就在这当儿,他那撒手叉,百准百发叉在那兔子的身上。就这么一个机灵人,怎么叫老霉子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为了逃避当兵装出来的。头发有一尺多长,满脸是灰,说话疯疯癫癫的,这样一个人谁要啊。还有我们组的叫庄金胜的,为了躲避当兵,硬生生的把自己那个扳枪机的手指头剁了下来。这样的人,在部队里等于是残废人,从此,“秃手指”这个绰号就叫开了,此人现在还健在。说实话,那个时候谁愿意去当兵。早上去了,不知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蝼蚁都贪恋生命,何况人乎。

共产党争夺兵员和国民党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村里的农会干部蹲下来开个会,排出村中谁家兄弟多的(独子不在名单),有这么一串数字,再有人提议,某某符合当兵条件,这样兵员就定了下来。接着就是动员、说服,直到你心悦诚服参军为止。

话说,国民党来了以后,当地游击队的根据地,在离我们村有十五六里的颜集镇,游击队晚上经常去摸敌人的巢穴。

那时各家各户为了防贼,每一家都有一条狗,这对游击队的活动,是一个不利的障碍,。为了动员老百姓能自动把狗除掉,以便游击队活动,于是就有了打狗歌。打狗歌是这样唱的:我把狗去杀掉,我咱二人行动你就咬,你给敌人打电报,我把你去杀掉,养上猪两条。听起来前言不搭后语,不过也很好理解,大概意思是,如果不把狗杀掉,那个狗汪汪的,等于把我们的二人的行动报告给了敌人,并奉劝那些养狗户,养狗不如养猪,这样也能改善家庭的生活。

据父辈们讲,一九四七年初夏,小麦已经黄稍了,就在那天晚上,人们还没有熟睡,就听见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到了第二天,人们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原来是游击队来端国民党的乡公所。那时游击队得到可靠消息,国民党乡公所在后屯村开会,于是派出一小队人马。有在游击队的本村人,庄士元、仲伟绪为向导,乘那黑色夜幕掩护,从村东进了庄,到了一个叫张开祥的基本群众家里,摸清了乡公所的具体位置,人员和枪支配备,游击队领导人又作了具体部署,攻打乡公所就这样开始了。

乡公所的人这时正在开会,门口放了一个放哨的,这个人是我们邻村名叫庄怀堂的,睡在那牛槽里,游击队到了跟前才知道坏事了。可为时已晚,枪声一响,庄怀堂被打死那牛槽里。

这一下那里面的人慌了堂,游击队的攻心战又开始了,缴枪不杀!可这伙人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负隅顽抗到底,攻心战失灵了,可时间又不能拖得太久,因为离我们村有七里路的集镇上还有国民党的部队。

于是游击队的强攻开始了,那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声声不断。据讲,有颗手榴弹扔进了屋子里,又被屋子里的人扔了出来。也该这伙人命不该绝,在那战乱年代,家家都有逃生的通道,一般都在墙上的某一个部位打一个洞,平时用泥把那个洞遮掩起来,到了危急关头,用脚一踹就开了。这个屋也有这个功能,乡公所里的人不知谁个想到了这一层,那个通道居然被找到了,十几个人一窝蜂的从那个洞逃了出来。

游击队得知此情,又哪能轻易让他们逃脱,于是就穷追猛打,我们村的仲几顺被打死,还有一个是乡长的勤务员,另一个是乡丁,这两个人都是外村人,至于叫什么名字,因年代久远,没有人能记得了。

在这场端乡公所的战斗中共打死了四个人,逃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中,还有几个是我们村的,在这里不便一一列出名单。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有追究他们,可能有这样考虑吧,在那战争年代,国共两党在相互斗争着,那时的人们不是参加国民党,就是参加共产党。只要是没有血案在身的,一律免就,这也体现了共产党宽大为怀的博大胸襟来。

父亲的回忆(57):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 (二)翻身大棍

据父辈们讲,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成了解放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我们村的土地改革大概是这样进行的,田产多的人家自然也就是地主,人平留足七亩好田。土地比较少一点的也就是富农,人平留足六亩五分好田。充公的那些地,人平六亩分给了没有土地的穷人。排号抽签,各安天命,孬地好地全在你的手指上了。真正实施到结束也不过个把月,土地改革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

到了四六年,国共两党谈判决裂,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民党兵从南方马上就要打到我们村,当地的共产党大部队已经准备北上。也就在这个当儿,我们村和邻近的葡萄河村共同在我们村召开了批斗大会。我们村被批斗的人员有曾当过国民党保长的庄士兵,还有只当过个把月保长的庄加更。据当事人(陈连太,现年九十五岁)回忆,批斗的还有好几个,因年代久远,吃不准具体是谁了,不好乱说。

控诉会上,控诉人列出了他们的种种罪行。接着就是打,打也有个基本原则,不准打骨折,更不准打死,只要他们受那皮肉之苦。一个接着一个轮流打,只打得他们“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为止。当时有句口号叫做“翻身大棍四尺长,专打地主对(和)流亡”。这个批斗会,在一片打声中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四六年腊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兵到了我们庄上。这时,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到了山东地界上。村里原那些参加革命的,本还有那种念家念土的思想,故土难离吗。但参加打人了,结下了如此仇恨,留下来还有好果子吃吗。还是顾命要紧,于是断了这种恋家的念头,随着大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应尽的一份力量。

解放后像庄士康、庄长山,陈广支、陈广义、陈登新、陈松生、陈广轮等,带着一身光环荣归故里,他的家里人感到红光满面,村里人也感到无比的骄傲。

还有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陈登本、陈登义、陈登平、陈伟坤、庄加信等,他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还有那些软登(自新)下来的人,像庄士坦这个人在骑兵连里跟随着大军南征北战,打了很多次打仗,全国都无战事了,还开小差回了家。庄士余曾当过原潼阳县常安州(现新沂市高塘镇一带)乡长,枪法忒准。那时,那个地方比较乱,上级准许他有生杀大权。就是这么个人,随大军也撤到山东地界上,还是和仲几成带着枪回到了地方。那时敌我双方两个阵营比较明显,没有给党造成损失,但拐枪这个性质可就大了,解放后二人双双被判了徒刑。

以前,我常会和这些人聊天,当聊到这档事时,我会说,如果不回来,现在有可能……他们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连声说,一线,一线啊!也只一线之差,有可能成了人民的功臣,受到人人赞赏,也将给他的家庭和后代们带来无比的荣耀。也只这一线之差,他们将永远被钉在那历史的耻辱柱上。

话说,国民党来了以后在外边跑流亡的庄士全回来了,当上了国民党保长。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隶属岺东乡,国民党的乡公所就设在我们村上,乡长名叫陈明义(音),是一个叫核桃岭的地方的人。至于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可就不得而知了。过了不久,乡长换了邻村代庄村的,姓徐名叫佩瑶,至于此人命运,不用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地共产党的武装以颜集街为根据地,就这样,敌我双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父亲的回忆(56):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 (一) 该死的日本鬼子

儿时,常听我大(父亲)哼着一首歌子:日本,日本,欺压中国人,杀人放火又奸淫……由于年代久远,我只记得前面的一、二句,至于叫什么歌名,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说起在那抗日战争时期,听老一辈人讲,我们庄从未受到过日本鬼子的侵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离县城比较远,有四十余里,可能是偏僻、道路不通等原因吧。第二个原因,庄里出了一个姓仲的,名叫兆赞的这么一个人,他在日本鬼子那儿当差,说白了就是一个汉奸。他虽然在其他地方做了伤天害理事,可村里人不知道。有了这么个人物,我们庄“平静”多了。只有一回,那日本人扫荡从我们村边经过。就这一次,也够村里人受得了,这是后话。

还来唠叨唠叨仲兆赞这个人。此人在日本鬼子那儿,是皇部队(村里人都这么说)的一名中队长,手下有一百多条枪。他的“功劳”也是够大的了,不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可想而知,他在日本人那儿是说得上话的,再说庄上有他的姑姑、兄弟姐妹、妻儿,还有他的族姓几十口人。那个日本人万一进村扫荡,还分什么你我他。所以说,他就是再坏,也不会啃这个窝边草的。所以每每鬼子扫荡,我们这个村子都有他的“关照”。村民们也全托他亲人的福了,这么一说,日本鬼子为什么没有光顾我们村,你就相信了吧。

再来说说,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村子的人可没有闲着。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有一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名曰沭河大队,大队长名叫王通吾,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出了名的。现在那些老年人,一谈到战争时期,话到嘴边的就是王通吾这个名字。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村有了各种组织,也有“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组织,还有保长,倒也把我弄糊涂了,我只知道国民党时期有保长,哪想到共产党也叫保长。说实话,那时穷人可以说没有识字的,识字的都是有田有产的人家,又受那“好铁不捻钉,好男不当兵”的影响,好好的得有一份统挪(不挨饿),谁又会去当兵送死呢?有句话说当年姑娘找婆家,宁找“八十岁扶犁稍(耕地人),不愿找十八岁背书包”。那个青年人,说不定那一天上了战场,就回不来了,那个新婚媳妇还不守活寡。

人的思想靠着你去鼓动,去激励,“好铁捻好钉,好人去当兵,当兵就当新四军”。村里人在共产党的宣传下,大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组织,就连皇部队中队长仲兆赞的儿子仲几成也参加了革命,在部队上当了一名宣传队的队员。顺便说一下,抗日战争结束后,仲兆赞带着一百多条枪来投奔共产党,可能是他的罪行太大了吧,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答应。一九四六年仲兆赞被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逮到,我们村的很多人还联名去作保呢。可能念叨着村里没有受过鬼子的侵扰吧,村民们希望免除他的死罪,政府又怎能因你一村就放过了他呢,最后还是被枪决了。仲几成这个人于四六年底随大军北上,不知走了多远,不久带着枪又返回家乡,就这样软登下来,成了一名“自新”(悔过书)人物,解放后被送进了牢房,判了个无期。可能坐了十几年牢吧,又释放回家,生了一男一女,此人还健在。

那时(四一年)我们家很穷,我的小爷(叔叔)十四岁时,为了能吃上大卷子(一种面食)而参加了革命,就这么简单。他在东北有个叫四平的地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了一名烈士。另一位叫庄加尧的当时也是十四岁,因为躲懒推磨,怕挨母亲的棍打,才参加了队伍。我小爷牺牲他是唯一的见证人,此人还健在。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我说这是一种最高境界,但我的父辈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哪有这么高的境界。可以说,我们村里参加革命的人很多很多,在那战争年代,几乎没有一个能置身事外的,不少人软登下来,自了新;还有的牺牲了,有的侥幸则存活了下来,做了官。可以说有理想,有抱负的很少,识字的人就另当别论了。像我们庄上陈广轮解放后做了大官,可能是有抱负的了。在以后的文章里,我会慢慢唠叨一下陈广轮的故事。

下面再来说说日本鬼子扫荡完了路过我们村庄的事。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十九日,这个日子在我父辈们心里是一个最难忘、最悲伤的一个日子。那天,日本鬼子从西南方向成片地压了过来。听老一辈们讲,那个枪声如同炮竹的响声不分个,村里人一下子慌了堂,又人喊了一声,鬼子来了!这下人们一下子纷纷逃出庄,找个适合的位置躲了起来……过了不久,日本鬼子就从村东过去了。

枪声过后,人们纷纷回家,不知谁个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了村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连声说:坑了,毁了,加乐(人名)家里的和孩子(二岁)都海了,狗日的日本人啊!该死的日本人啊!(顺便解释一下,我们地方的方言“坑”和“毁”当“遭、倒霉”讲,“家里的”就是妻子。至于“海了”,我们这个地方很避讳这个“死”子,如果谁家死了上年纪的人,不说这个“死”子,而说成“老人”,有病不能好的或死了稍年轻的人,说成“海了”,闲话略过一边。)

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有人又回来说,陈登新被鬼子的刺刀攮死了,是个挨膛、没得救。陈登新此人是共产党的保长,不知什么原因,那个烈士的称号直到八零年后才加到他的头上。

再后来,又传出孙兆丰被鬼子的枪子从肚子的部位打穿了,不过还好,当时不是挨膛,没死。过了三四年吧,还是因枪口复发,与世长辞了。又过了一两天,在村外又发现了一名认不识的尸体,听讲是一个卖粉条的小贩。

据当年还健在的人讲,那个日本鬼子也不过是路过我们庄,仲兆赞早也打过关照,日本人不会进庄的。人们不乱跑,不出庄也不会遭鬼子的毒手。

三月十九日,对我们村来讲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一下子死伤四个,整个庄子一下子乱了套。人们那个哭声连成了一片,捶胸顿足发出了同一个声音:该死的日本人,该死的日本人啊!

父亲的回忆(55):记村里的一次谋杀事件

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生出各种摩擦。村邻之间,发生矛盾是常有的事。而矛盾一旦发生,若得不到及时的调解,“能人”不能从旁协助,再加上“有心人”在两头搬弄是非,其酿成的后果有可能非常严重,让人始料不及。下面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亲人与亲人之间的悲剧,听起来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左右,影响甚是巨大。村中那些老者拉呱时,常常讲起那次谋杀案。每每提及此事,他们都会把责任一股脑推到我的二爹(二祖父)-——陈连布的身上,说他是“谋士”。

我的二爹怎么就成了“谋士”了呢?原来我的二爹为人善讲,家中没有土地,也就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也就无所事事。整天拖着大烟袋,身上穿着长袍大褂,那衣服上一尘不染,走起路来那气派,看上去颇有点绅士风度。他在庄上还是很有人缘的,不然也就没有他发挥“才能”的空间。他对那些有意见的人,处处“想着”对方,盘算着怎样来整治他们。一句话,就是他特别“小心眼”,睚眦必报。

在那个年代,整个大中国都处于混乱时期,我们这个小地方自然没有王法可言。一个山头一只虎,谁有本事,谁就是土皇帝。可偏偏村里没有一个能说话作数的人。那个秩序也是一盘散沙,邻里关系非常恶劣,有的也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些有矛盾的人,又常常找我二爹评理什么的,他这才有了拨弄是非的可乘之机。

被害人名叫陈登宝,此人五大三粗,有过人的力气,强壮无比,七、八个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就是为人孤僻,说话是个直筒子,常常得罪人,也是他后来被谋杀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当事人,名叫陈登兆,和被害人同一个祖父,他们的父亲是亲堂兄弟。陈登兆为人心胸狭窄,偏听偏信,是直接杀死陈登宝的凶手。

陈伟坤,是陈登宝唯一的要好朋友,可在关键时刻,他却不知什么原因出卖了朋友。可以说,他也是杀害陈登宝的间接凶手。但此人颇有文化,后来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这是后话。

话说,陈登兆的父亲因和异姓人家的媳妇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后来被人杀害了。陈登兆那时血气方刚,一心想找出凶手为父报仇,可又吃不准凶手是谁,整天在庄上乱嚷嚷要报仇……

有一天,陈登兆和我的二爹相遇,我二爹和陈登兆本是叔侄关系。二爹一见他就说,登兆啊,你整天喊要为你大报仇(“大”即方言之父亲),杀死你大的人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陈登兆一听打了个激灵,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下哪能放过真凶的名字?再三盘问,我二爹这才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陈登宝。

陈登兆心想也是呀,现在两家也是矛盾重重,种种迹象都暗示着陈登宝是凶手,不是陈登宝还能有谁?在此说一句,人的猜忌心是多么可怕呀。奉劝诸君子,切莫轻易相信他人之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啊!那陈登兆听完二爹一席话,也就信以为真,那以后逢人便讲,决心要杀死陈登宝为父报仇。

那陈登宝闻听此讯,也不加辩驳,仗着过人一身力气,自负陈登兆也奈何他不了。从此身不离枪,枪不离人,处处格外小心,时时刻刻提防着。这样也就更坚定陈登兆的猜测了。

人的“命运”也真是奇怪,也合该陈登宝寿数将尽。有一天,他的儿子长柱(大名广全,此人现在还健在)肚子不好,需要到七、八里外的新河街上去看医生。看医生你总不能带着枪械吧?他就卸下防身工具,驮着长柱从陈伟坤家的炮楼下经过,因为那条路是通往新河街的必经之路。恰在这时,又被我的二爹看见了,就这样谋杀陈登宝的计划实施了……

我的二爹找来平时想要陈登宝命的陈登兆、庄步銮、庄士余、陈登银、庄加增等十七人,齐齐聚集在一起,酝酿着怎样除掉陈登宝。因陈登兆和陈登宝有杀父之仇,又有一把枪,射杀陈登宝就由他负责。

陈登宝若在户外,杀他的成功率比较低。于是,我的二爹开始游说陈伟坤,想利用他和陈登宝的过命交情,把陈登宝引到他家屋里,然后众人再合力出击。可以说,这样就可“瓮中捉鳖”了。众人不知许了他什么好处,陈伟坤就这样出卖了陈登宝。

陈登宝驮着他的儿子看过医生,又从陈伟坤家的炮楼下经过时,陈伟坤看到就喊:大爷(本地对叔叔的称呼),上来喝点茶吧?我们这个地方把白开水说成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保暖的水瓶,更没有什么饮水机,盛水工具只是一个双把的大瓷茶壶。陈登宝听了,就反问:你家真的有茶吗?陈伟坤满脸堆笑,“有,还暖着呢。”直筒子的陈登宝脑瓜也是直筒子,绝对想不到自己唯一的朋友也参与了对他的谋杀。于是不假思索、信以为真,放下孩子,顺着陈伟坤的脚步,朝他家的后屋迈去。

陈登宝踏进了陈伟坤家的大门,看见确实有把大茶壶在桌子底下。可能是真的渴了,就径直往那茶壶边走去。陈伟坤说,大爷你慢慢喝吧,我还有点事。说着就转身退出了屋子。

陈登宝弯身拿起水壶,那水壶轻轻的,感觉不像有水。那个空瓷茶壶,少说有二斤,他干脆把茶壶对着那碗倒起水来,那个水壶一滴水也没倒下来。陈登宝知道要坏事,连忙起身,也就在同时,陈登兆等七八个人闯了进来……

在迅雷不及掩耳之时,陈登宝被控制起来。陈登兆拿出枪,朝他的堂哥头上,连开数枪。平时那个枪倒还管用,可这时倒失灵了。那陈登宝的头上,只打出一道道印痕。陈登宝倒也不含糊,迅速摆脱了控制,拿起一条长板凳横扫起来,一下子砸在庄步銮的腰上。从此,庄步銮腰上落下残疾,只能弯身走路了。此人在一九七七年左右才逝去,还是我经常在一起玩的一个牌友呢。

话说,陈登宝摆脱了控制,三两步迈出了大门。就在这时,庄加增突然从身后紧紧把他抱住,那陈登兆见枪也不管用,就用绳子套在他的头上。众人拖拖拽拽把他拖到一个池塘里,把他摁在水里。这样他被勒再被那水呛着,陈登宝就这样葬送了一条性命。

那个杀红了眼的陈登兆,反身回来又寻找陈登宝的儿子长柱。长柱被其他好心村邻隐藏起来,这才逃过了这一劫。

这场众人杀一人的谋杀事件,也许死者有一定的责任,可他命不该绝。也许我的二爹在中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道那众人的脑袋个个都进水了吗?村邻之间少一点猜忌,多一点沟通和谅解,也许就没有这次谋杀事件了。

陈登兆后来当了维持会会长,接着和妻弟徐世怀的妻子发生了一段畸形恋,为了能达到长久霸占,和他的妻子合谋害死了徐世怀。后来,陈登兆参加了革命,四六年底,徐世怀的哥哥徐世龙和陈登宝的妻子,双方把陈登兆告到了人民政府那儿,人民政府怎么容得了两条人命在身的陈登兆,不久,在桑墟镇召开了万人大会,陈登兆被执行了死刑。

我的二爹后来和村里的陈连福闹起了矛盾,双方扬言都要取各自的性命,两个人村里是不能呆了,都各自投亲靠友去了,陈连福到了离村有七八里的叶围庄,一家人永远定居在那儿,我的二爹则到村东北有六十余里的干河村,我的姑姑那儿定居下来。

父亲的回忆(54):计杀匪首

说起这个故事,那已经很久远了,那要追溯到一九二一、二年,估计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都未曾听说过。那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了,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我们这个偏远的地方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平日里那些本是见不得阳光、祸害地方鸡鸣狗盗之徒,逮住了这个机会一下子变暗为明了。因此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也个个争相亮出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我们这个地方陡然间盗匪四起,拉“财神”的,或在光天化日下明火执仗洗掠村庄的等诸如此类事件,在这方圆百里尽情上演。于是那些十户、八户散乱居住的村庄,纷纷投亲靠友,寻求庇护。现在我们村的张姓人家,就是那时从村东约二里的地方,搬到大庄上避难居住的。

话说,我们村里有父子三人同时为匪,老子名叫陈连井,两个儿子分别叫宝康、宝胜。他们父子同拜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代庄村—— 一个最大匪首名叫唐小留的门下。这股土匪四处骚扰百姓,假如两股土匪同时抢一个村庄时,其中一个只要亮出唐小留码子来,那另一股土匪就得乖乖离去,可想而知这股土匪的势力了。

有句话说的是“兔子不啃窝边草”,这窝边草吃了,那还不暴露自己的巢穴,那也就失去藏身的地方。可这陈连井父子三人,却不知其中之道理,常常勾结外地土匪祸害相邻,村中老百姓恨透了他们。于是,那村中有点财产、又有点头脑的人盘算着,怎样除掉这几个土匪。于是以陈连福、仲兆卫、陈廷科、陈登宝、庄步起五人,开始设计怎样来除掉这些贼。经过几天几夜的谋划商量,一个除匪计策很快就这样产生了。

那些土匪无外乎想多一些钱财,村里就邀聘他们为村护村员,每月开出不菲的薪金酬劳,好酒好菜顿顿供奉。这些土匪以为是好事,又仗着唐小留这个靠山,有恃无恐,毫无一点猜疑,就接受了邀请。于是,以陈连井为首,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宝康、宝胜,又从外地勾来两个土匪,名叫张桂林、花小健等五人,就这样成了“护村”人员。

他们五人分住在村的五个不同方位,人不离枪、枪不离人的在“尽守责职”,倒也还尽心。这样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下午,以陈连福为首等若干人热情款待了一干匪首。这班人哪知道这是“鸿门宴”,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断头酒。这些匪首在众人殷情劝酒之下,忘乎所以,一杯接着一杯,杯杯亮底。只喝的东倒西歪,喷着酒气,才奔赴各自的岗位上去了。

约在这五个土匪熟睡时,大家按事先分工,三人杀一个,在同一时间,同时扑向目标。陈宝康、陈宝胜、张桂林、花小健相继被解决掉了,当解决陈连井时,其中有一人负责开枪射杀,因经验不足,又是第一次杀人,那个枪口对准陈连井脑袋时,脸却转向别处,一声枪响,子弹走偏了。陈连井是个土匪油子,就势吱流一声,装死过去。如果三人有经验的话,检查一下尸体,那陈连井还有命在?可惜他们只听到一声闷哼,以为大功告成,转身离去,陈连井这才逃过了这一劫。

事后,唐小留和陈连井扬言要为死去同伙报仇。这时村中人听说之后,都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胆。不过也合该这班土匪寿数已尽,过了不久,沭阳县开始“招安”土匪了。那时的县长姓马,具体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人们一讲这个故事,出口就说“马县长招安”,只追故事情节,谁又会问这个县长叫什么呢。故此没有人叫得出名字,也许那个县志里可以查出此人的名字吧。

闲言少叙,言归正传。那时,那些土匪排着四路纵队,前面有旗手扛着旗子,两边有对子马,来回奔跑,浩浩荡荡从各个城门朝城里涌去。据老人们讲,那些土匪到了一个签到处,把名字登上,就可领到五块大洋(有人说是两块)。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到一斗玉米,当那些匪徒,拿着大洋从另一门出去后,到了一个去处,就有两把大刀从两边直取这些匪徒的性命,有些匪徒就连哼的机会也没有。

有些县城附近的农民,见当土匪可以拿到五块大洋,就冒充土匪,因图那五块大洋,不知误了多少条卿卿性命。

不知杀了多少天,有一天被有头脑的土匪发现了蹊跷。那么些天,进了土匪无数,就是没见一个出城的,估计可能都遭了不幸。这一下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炸了锅,那些土匪四处奔命,纷纷从城墙上跳下,不知跌死了多少人……

逃出的那些土匪,扬言要回来报仇。终因元气大伤,没能得逞,自然我们村从此也就相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