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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53):陈大佬其人其事

老人们常常聚在一起,讲村里的另一个人物——陈大佬,最近我和他的后人漫谈,他的后人,也就是他的重孙,名字叫陈广发的,已经七十四五岁了,问起陈大佬来,也只知他的故事,至于叫甚名字,有多大岁数,一问三不知。好在我的族中,有一个唯一的长辈,名叫陈连太的还健在,他根据上一辈人的口口相传,把陈大佬的故事倒也讲了个大概。笔者根据他的口述,现整理如下。

“陈大佬”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只是村里人“送”他的一个绰号,他真正的名字叫陈学成,如果还健在的话,实际年龄应该在145岁左右,细细推算应该生于清朝咸丰年间。

此人精通医术,擅长治疮,其文化水平只不过是四书、五经念完了吧,没听说考取过“秀才”什么的之类功名,到了接近三十岁吧,此地常遭土匪等外部势力侵扰,为了一方安定,村中那些有头脑的人,就鼓动他想法弄个官当当,以稳定地方局面,那时晚清不是有“捐官”这一说嘛,他也就怦然心动。但要“捐官”必须有足够的银两,还要到南京“走动”一下,他的思想斗争了一个阶段,还是下了决心,决定前行。

于是他打点行囊,独自一人在没有任何牵线搭桥的情况下直奔南京去了,在过江的船上,遇到一个“富贵”的人(从穿着上看),那个富贵人手上害了一个毒疮。行船途中,双方开始漫谈,他得知此人虽遍访名医,但仍未治愈,并知此富贵人去南京办事,兼治疗毒疮。

陈大佬看了此疮,就说,我也精通医道,如放心的话,就让我来试试吧。那个富贵人一听此言,心中一喜,忙说,那敢情好啊!可有叹息一声说,你医道虽好,可这船上没有药啊。陈大佬一听站起来,凝眉,在船上来回踱步,就问船主说,船上可有黄豆?那船主说有啊。于是取出黄豆,递与陈大佬。

陈大佬接过黄豆,只取出七粒,然后把那黄豆,放入口中用唾液浸泡,数分钟后,口中黄豆就被泡胀了,然后他又慢慢细嚼,把黄豆磨成细沫,他把那细沫平平敷在富贵人的那个疮面上,但他加没加其他的药物,就不得而知了。可竟也神了,船还没到江南岸,那个疮竟奇迹般地好转了。

那富贵人自然对他很感激了,于是两人无话不谈。这富贵人就问陈大佬到南京干什么去了,陈大佬就把此行目的说了。富贵人又问,你可认识什么人?陈大佬说不认识。那个富贵人又说,不认识人是没有用的,白花钱,回去吧,我就是主考官,如有好消息,我会通诉你的,陈大佬听从了富贵人的话,就这样回到了家。

列位!你们说巧不巧?人们常说,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还真是如此。

陈大佬回家不久,就有捷报送来,“兰顶花翎”这顶官帽就这样戴到了他的头上。这个“兰顶花翎”可了不得,他具有很多特权,听说到了县大堂上,可以“上堂不拜官,下堂不辞官”,就是在他居住的四方八镇,又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呢,整个村中人,在外面提起陈大佬,那还不的骄傲得不得了。过了不久,上面一纸文书调他任泗阳县令,可他偏偏延误了上任期限,就这样这个县官于他擦肩而过了。

听村中老人讲,陈大佬虽然没那地方官的权利,可凭那“兰顶花翎”,就在地方上也威风八面,如若地方上谁犯了点案子,只要他到县里一走动,事情马上就解决了。对保护地方倒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有时也不认是非。据说,“陈老庄”村有个贼偷了一头牛,栓在陈大佬家的牛槽上。那个失去牛的事主按迹循踪,追到此地,看到自家的牛栓在陈大佬家的牛槽上,他就不敢轻易躁动,但又想要牛,于是不得已去拜会陈大佬,陈大佬竟说,你家有牛,我家就没有牛了吗?我这牛是我某天某时从某个集镇花了多少多少钱买来的。而他说的这个数,已远远超过牛的本身价钱。那个事主听了十分丧气,最后只能是哑巴吃苦瓜——打掉牙齿和血一并吞下去了。还有个村上有个陈玉善的,四处偷抢,闹得民怨沸腾,但在陈大佬的庇护下,仍相安无事。

陈大佬到了晚年,可能是宣统年间,他的儿子陈连黄和附近村的吴圩庄有个“吴秀才”的成了连襟,因陈连黄借给吴秀才二十吊钱,在集镇上当面向吴秀才要债。吴秀才因面子上过不去就与陈连黄翻了脸,两人并当街互扯起来。陈大佬听了十分恼怒,就叫陈玉善纠结80多条枪去吴门讨个公道,因吴姓势力太大,讨公道没有如愿。从此,两下结下仇恨。而陈大佬从此之后,恼怒在胸,一时哪能把气消了,于是,就每天用土洋炮定时向吴圩庄放三炮。

那个吴姓哪能忍受这无休无止的骚扰和羞辱,就派了一些杀手在一个夜晚冲进陈家,把陈大佬的头割了去。再后来,陈大佬的内侄,也就是他儿子的舅舅,姓李,名久龄(音)的,一心想为自己的姑爷报仇,于是想了个计谋,这李久龄带了十几条枪去投奔吴秀才,那吴秀才可能念及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吧,就接纳他了,没想到他包藏祸心,过了不久,就传出吴秀才的头也被割了下来……这种亲戚之间的仇杀,在外人听来还真有点难相信呢,可这是事实。

陈学成本是兄弟二人,因他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又因他排行老大,故大家都叫他“陈大佬”,而他的真名,就连七十多岁的人也都不知道了,他的故事却还在后屯村这片土地上流传着。

父亲的回忆(52):老乡长

村中那些老人有时在一起唠嗑时,常常提及老乡长。这老乡长是何许人也?最近无意和村中长者聊到了此人,原来此人名叫庄长兵,号四人,如果健在现在年龄在125到130岁之间。也就是说,他已是上世纪的人了,他在民国时就是这儿的乡长。

据村中老人回忆,在一九三零年左右,庄长兵走马上任,做了乡长。那是的一个村是一个保,村中最大的官就是保长。庄长兵所在的这个乡,管辖了附近8个保,在附近也算有名气的人。那时没有相应的办事机构,连个办公室也没有,这个乡就是他说了算,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里。而就这样,他的办公室也不过就是两间稍宽敞的泥坯草房,而且这两间办公室到九十年代才被毁去。如果当时不拆除,现在都可以当文物保护了,我们自然没有机会目睹它的容颜了。

话说当年每到一年一度交银纳税的时候,他家的洋钱(银元)都用褶子把圈起来,估计 能有几万两到十几万两吧!现在村里老人都估计他的后人有数量可观的洋钱,我也曾问过他的后人,他们家可能有上千个洋钱吧。他的后人一口否定,说哪有那么多,但十几二十块还是有的。

庄长兵一干就是十年。在那个时代,他的家人或族中人肯定仗着他的势力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说出一些欺人的话,在这里我就不便说出来了。我要说的是他在维持地方秩序,把持地方平安使之不受土匪侵扰等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到了五十多岁,他就退出了他乡长的位置。退下来了,可他的威望还在。听说邻近的潘胡村有两个恶贼头,名叫潘大开、潘二开。这两人从邻近的集镇贤官集一带抓来个“财神”(人质)——一个有钱人家的媳妇。这个有钱人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老乡长,老乡长说:“你们那儿出二十几条枪,把他的窝给端了,出了事我兜着。”要知道在那个社会是没有王法可言,他说这话是有份量的。但那个潘姓家族也有几十户,自然不会轻易把族中人供出。

话说,那个有钱人还真的按他的话去做了,从家中带来了二十几条枪,把一个潘胡庄团团围住,两下就这样对打起来。可惜的是,不但没有救出人质,反而把人质给打死了。

到了老乡长晚年,也就是三八年前后,我们这儿有了共产党的武装,也就是八路军。那时,地方武装的领导人王通吾经常到老乡长那儿“串门儿”,目的就是用他的威望,帮助共产党做一些能做的事。像号召乡邻凑点粮食、捐点煎饼儿等给八路军之类的,他都一一应承下来。

老乡长有个二儿子名叫庄加信,在“抗大”毕业。他是一个有信仰的青年,不久任滥洪区(地名)区教导员。不知什么原因,在四六、七年被他的张姓警卫员开枪打死了。之后,那个警卫员投向了国民党。这个警卫员可能是国民党的卧底特务吧,因没有详细资料佐证,我也只能这么推测了。

老乡长在那个社会,在我们村里,也做了许多有益于地方的事,所以现在老一辈的人还常常念叨着呢。

父亲的回忆(51):高级社社长——张开必

解放初期,我们这个地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相继成立了互助组。一个互助组一般有十户左右,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政府又带有一些强制性,那就是不准强强联合。劳动力强的,且有牲畜农具比较好一点的,必须和那些薄弱家庭组合。就这样,掺杂着亲情、友情的松散组织就成立了。这样人力、物力得到了合理的调度,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互助组是一个自愿组织,年终劳动果实将一点不留地合理分给每个农户,所以那时候那种偷懒啊,不负责任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听当年当事人讲,互助组存在也不过两、三年,又在政府的号召下,在此基础上,若干个互助组的人员在自愿的情况下,加入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我们当地农民又称“割伙队”(方言:合伙),户数在五、六十户不等。农民把自己的生产农具作价到社里,那叫“投社”。不过值得一说的是,村里还有好多农户,虽然政府多次动员,可他们既不参加互助组又不投社,政府也不好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这些农户,直到有了人民公社时,才无可奈何地把一些农具交给了集体,这是后话。

话说在五五年左右,政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又号召农民重新组合。于是我们村以张开必为首,第一个“高级社”成立了。说白了,这个高级社,就是初级社扩大化,户数要比初级社的户数要多一点罢了。那些农户又带着自己的土地和农具,可以自愿随意加入某一个高级社。在成立的大会上,政府还派人来庆贺、讲话呢。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说张开必这个人。听知情人和他的家人讲,张开必和他的儿子张一华于一九三九年双双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久又加入了地方武装——沭河大队。张开必当了司务长,其子张一华还曾担任过沭河大队最高军事首长王通吾的警卫员。不久张一华因腿上生了一个毒疮,整整一年多才渐愈。张开必因心疼儿子,就脱离了部队,又因入党证书遗失,最主要他们是农民,没有文化,就这样稀里糊涂软登了下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说不定他们……我还真为他们感到遗憾。

言归正传,当时张开必的高级社,规模也不过区区村中人口的五分之二。不过这五分之二倒也起到了带头的左右,接着以庄加楼为首的另一个高级社在不声不响中成立了。村里有了两个高级社,还有很多散户在继续观望,到底选择那个高级社好?农民于是犹豫不决。听当年曾入社的人讲,有些农户朝三暮四,今天入了社,因看某些人或事不顺眼,过了不久又退社,来去自由嘛。在今天看来,那时倒也很民主,一个无能的领导人,不能带着农民过好日子,农民自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

听当事人庄加楼回忆,他的那个高级社没有张开必的高级社响(有名气),次次上乡、县开会都是张开必参加。张开必还曾到过县里开会挂过红花呢,他连乡一次都没有去过。

高级社到了五八年后,就被人民公社取代了。那些不愿投社的农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人民公社,退几步来讲,农民还是停留在互助组那种自由松散的组织里,我们那一代人,也许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可以少受点罪了。

父亲的回忆(50):村里的“能人”

“能人”,是指某人掌握着一门技术,别人干不了,做出的物件又令人称赞的人。今天,我说的能人,他有着旧社会那种族长的威信,在那个特定的区域或家族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处理一些问题的人。

在那个区域和那个家族中,政府不愿出面又不能出面来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些能人,就填补了这个空白,例如:

一、人与人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又难以启齿的,不愿公布于众,“民不举、官不办”,政府也无从下手的,亏理的一方,找到了能人,能人在这个区域或这个家族中,有着他独特的地位,另一方也要看能人的面子,能人做个和事佬,问题也就解决了。

二、一方遇到困难的,如缺钱、缺粮等,因能人对那个区域的人家比较了解,能人出面周转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

三、夫妻、婆媳,族中人与人发生一些矛盾,也会找族中能人处理。

四、村中结婚或老人(死人)的,喜事、丧事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来,人数在几百人,可是个大场面,如没有能人在场,那些酗酒的人,就把好好端端的一个场面闹翻了天。

能人具备的素质:

一、要有宽阔的胸怀。一些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甚至还招来当事人的白眼,那你就要厚着脸皮两边说合,不能火烧脾气—— 一点就炸,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

二、能说会道,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正直。敢于说公道话,不怕得罪任何一方。

四、有震慑力。能压住不讲理的一方。

能人在哪个区域和哪个家族中,具有一定的年龄段,在一个家族中,一定的年龄段里都有一两个能人的出现,如在七十岁左右的,陈姓有:陈维余、陈广成。庄姓有:庄金华、庄金朗。孙姓有:孙如俊。张姓:张开银。

到了我这个年龄段,也就是六十岁左右的人,陈姓有:陈广发、陈维平、陈以寿。庄姓有:庄加田。孙姓有:孙行发。

村中能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果应用恰当,他们对于稳定一方,将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记得多年前,我村上有位陈姓人家家庭不和,夫妻反目。两人成天吵闹,摔碗砸碟,孩子哭喊,吵得邻居也不得安宁。一般而言,两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外人是不应当介入的。可在乡下就不一样了,夫妻吵架可是两家子的大事,于是妻子娘家的人就介入进来了。这位夫人娘家可不是一般人家,非常强悍,不管谁对谁错,都极力维护自家女儿的权益,不仅帮她吵架打架,还要帮她把嫁妆搬运回家,并要求离婚,实际上,就是火上浇油。但也有句话说得好: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一家子哪能说散就散了呢?于是,男方邀请村中“能人”陈维余出面协调。这陈维余此时已六十多岁,在陈姓家族说话很有号召力,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和多年累积的威信,来回奔波数次,事情竟得到了圆满解决,两人终和好如初,家中又充满了欢乐。

还有另外一家,兄弟妯娌间矛盾极大,竟十多年不相往来,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来在一家的丧事上,陈广发和陈广成两个“能人”硬是把两家夫妻拽到一张桌上“话家常”。他们俩的“调节方式”与陈维余的不同,他们强令要求两家必须和好,而且必须说出“愿意和好”。经过这次事件,两家还真的和好了。从此冰释前嫌。

另一就是在一家婚宴上,酒过三巡,大家说话开始无所顾忌。这时一人因一句不恰当的话,招来某人的愤怒,双方开始争执,闹到脸红脖子粗,进而撕扯起来,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庄加田立马赶到现场,一声呵斥,再用强制手段,把两人分开,并各自教训一番,还让他们自我检讨并相互道歉,一场危机在庄加田的强制“协调” 下化解了。

以上事例在我们这儿不胜枚举。

这就是我们村的“能人”们,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人与人,邻与邻,家与家之间的和谐,也就造就了我在《我们村的邻里关系》里描述的那样既和谐又融洽的邻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