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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63):晚清、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三)“威风八面”的仲家

晚清、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三)威风八面的仲家

话说在光绪年间,村里仲家相继出生了四个兄弟,他们分别是兆焕、兆宣、兆卫和兆赞。他们的到来,让后来的仲家着实"红火"了一把。在沭阳这个地方,可以说"威风八面"。

下面我就来一一说说他们兄弟的故事来。老大仲兆焕生于一八八三年,家中田产颇多,听说有三四处客庄。所谓“客庄”,就是在很多地方购置了若干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的某一个段落盖起了房子,专供那些锄地户(承包户)使用,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称为客庄。如果这样粗略估计一下,他们家的田产最少应该在百亩左右吧。

而且此公颇有文化,不甘在田地上发展,一辈子把自己绑在土地上做“土财主”。可能在民国初年,仲兆焕在县城衙门里谋了个美差,是专管钱粮的,并做上了主管,可能相当于现在县级财政局局长吧。

听说此公往返县城,骑着一头毛驴。那头毛驴有马那么高大,通体发黑,那黑里还透着紫色,紫里隐隐发着亮光。黑黝黝的一点杂毛也没有,真是黑的出奇!这头驴在我们那好比现在国家总统出访配备的专机一样,无人敢染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头驴到了那里,权力也就到了那里。

据讲有一回,有个人和别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弱者很想化解这段恩怨,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此公。恰巧此公有事不能同行,于是说你牵着我的黑驴,如此这般把我的话带到,但不准多说一句,也不可少说一句。那个弱者愣在那儿,还疑疑惑惑,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也只有牵着毛驴把话一并送去。没想到的是,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吧。

老二仲兆宣则是一名笔吏,专吃官司饭的,可能和现在的律师差不多吧。在那个时候,打官司凭的是钱。谁的钱多,谁的官司就赢。有句话不是说,“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他就是扮演那两头通吃的这么一个角色,自然也就招来诸多人的不满。

兄弟分家时,仲兆宣其他的不要,只要一块比较好的田块。而他却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专等那些打官司的人,自愿送钱上门来。

老三仲兆卫,听说土地不多。他的儿子到了共产党坐天下,在划成分时,勉勉强强够得上地主。仲兆卫也同样在县里谋了个管钱粮的肥缺。听其他的后人回忆,他的账目不怎么样精通。不知什么原因,钱粮不碰头,亏损了许多。家里破费了很多钱财,才把那个窟窿补上。

听仲兆焕还健在的儿子仲几川毫不避讳地说,在他很小的时候,记得家里扒老祖移居合葬时,请的是集镇上姓路的风水先生。那个风水先生带着土工(专拣骸骨的人)在操作过程中,稍不留意一块泥坯掉了下来,露出了骸骨,立刻遭到了一顿暴打。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究。死了的人,骸骨是不能重见天日的。如若露出了骸骨,主其后代不利。此事如若放在寻常百姓家,只能脸上露出不悦神色。那专吃这行饭的土工,自然也有内疚的感觉。可偏偏放在如日中升的仲家,也活该这个土工倒霉。那些举重(抬棺)人员,见此情景,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出了许点差错。

再说,他们的亲戚也非同一般。仲兆卫的闺女嫁给我在文章《前五、后五》中所说的“后五”步太的二儿士兵为妻,“前五”庄步州则是他的姐夫,所谓芭门(高粱杆或柴编织的门)对芭门,板门对板门。在那时他们才是门当户对的儿女亲家,这也增添了仲家的威风。

他们的威风,从他们的后人叙说的字眼中,可处处透出欺人的味道来,这也招来很多人的嫉妒和愤恨。听仲姓另一支的后人仲维兵讲,有受过他们罪的人(我说的这些人是指跟他一同共事的人),特想拾当他们。

于是县城里比较有势力的人,出钱请了一位南方风水先生来,秘密潜到他们老祖宗的葬身地,查看他们老祖宗到底葬在什么风水宝地上,为什么他们的后代能处处占尽风头。听说那个风水先生查看了一番后,摇头晃脑连连说,想破此风水难,难啊!我想这个风水先生可能是在“钓鱼”吧,想获得更多的钱财吧。

那个风水先生和想拾当他们的一干人等,又秘密潜到县城。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三,出入县城都得从北门经过。北门里面不远处路的两侧有两口井,那个风水先生边走边察看。当看到那两口井时,连说手眼通天,手眼通天!原来仲姓的命门在这里。于是说,如果把这两口井给填了,可破此风水。不久这两口井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仲家也就一蹶不振,日渐衰落。他的后人至今还深信不疑,说仲家的风水是被人破了。

下面再来说说仲家老小仲兆赞,这个人也让仲家“火红”了一把。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此地,仲家老大、老二、老三也离开了历史舞台,可他们的威风还在。那个日本人想“以华制华”,四处觅寻具有一定威望的人。仲兆赞的三个哥哥在县城的余威犹存,于是他就成了上上人选。他就这样投靠了日本人,不久就当上了皇部队的中队长。仲兆赞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仲几成,另一个叫仲几顺,他们的命运我在《该死的日本人》和另一篇《端乡公所》的文章里也有过叙说,在这里就不说多余的话了。

威风八面的仲家四兄弟,众人对他们有褒有贬。时代造就了他们,也淘汰了他们,壮哉仲家四兄弟!悲哉也是仲家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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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62):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二)前五、后五

话说,有这样一对亲兄弟,一个叫庄玉龙,另一个叫庄玉清。据他们的后人推算,他们的年龄应在一百五十多岁,那肯定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人了。

到了光绪年间,他们兄弟俩拥有土地二千多亩,是庄上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也是值得称道并仰慕的兄弟俩。虽然是首富,但据我了解,他们屋上没有一片瓦,墙中没有一块砖,和那传说中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相比,可就差远了。

下面我就来说说老大庄玉龙。此人颇有头脑,善于经营,会精打细算,文化功底很好。孩子求学,那时都是请私塾先生,可此公却担当起私塾先生,亲自教起自己的孩子来。

此公共生育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步起、步方、步昌、步州、最小的叫步銮。因兄弟五个,老宅又在前面,“前五”就这样叫开了。

前面三个我没看过,那老四步州,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同属一个生产队,在我家一排向西,也不过六、七家就到,来回做活都得从他家门前经过。此人不识什么字,老实厚道,待人诚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好人。就是在文革期间,把那个地主斗得死去活来,可他还安安稳稳地睡在自己的床上,没有人怨呗。此公把土地看成搬不动的乌金,因为在那匪患的年代,那个贼四处抢掠,家里哪能藏什么浮财,有俩钱就忙着置地。他有一个信条,那个土地你总抢不走吧。

那个老五庄步銮,颇有文化,我们姐弟四个人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松、竹、梅、兰。就连知识渊博的人,说松、竹、梅岁寒三友,外加一个超凡脱俗、冰清玉洁的一朵玉兰花,起的好!起的好!并连夸此公功底不浅。可此公最大的缺点是好赌,我们这个地方玩的是一百二十八张黑面纸牌,黑不溜秋的。可他能从背面把张张都认得,但就算如此还是输,直到最后他和他的妻子因赌而分了家。庄步銮因赌卖地,他的妻子却悄悄地从中间人把地又买了回来,就这样一直分居到解放。到划成分时,他的妻子获得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主成分,而庄步銮却是一个下中农。夫妻二人两个成分,你们说笑话不笑话。

另一个老三庄步昌,在文学修为上那可就差劲了,听说念了个“牛马经”包本(兽医学毕业),到头来连一个小猪也摘(劁)不干净。

庄玉龙一生攒了一千多亩地,五个儿子各分得近二百亩,自己还留二百亩的养老田。他的五个儿子和他的孙子辈,在那战争年代,国、共两党打的死去活来,不问哪一边得势,他们还是规规矩矩种田,从不参加哪党哪派。用他们的一句话说,生命重要。

现在再来说说他的弟弟庄玉清,他也生了五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步银、步香、步太、步庸和步谦。他们每人也同样分得近二百亩土地,庄玉清自己也同样保留近二百亩养老田。兄弟五个因居住在他们堂兄弟宅子后面,故有“后五”之称。

老大步银于一九二一、二年,腊月二十三因贼抢掠村庄,被贼乱枪打死。老三步庸一生好赌,把老祖宗分得的土地输了个精光。其余兄弟三个,还是按老祖宗的规矩租田、收租,过着平淡的生活。

庄玉清的孙子辈们就不同了,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老大步银生一子士元,早年参加革命,国民党到了此地成了一名自新人员。

老二步香也生一子士全,是一名国民党员,曾做过国民党保长。

老三步太生二子,老大士余,早年参加革命,在外地曾当过共产党的一名乡长。因地方治安混乱,上级准许他有生杀大权。此人枪法忒准,听说树上的小鸟乱叫,他举枪连准都不瞄,小鸟应声就掉到地上。后来,还是拐枪回到了家乡,成了一名颇有争议人物。老二士兵也是一名国民党员,同样也曾当过国民党保长。

老四步庸生二子,大儿子士康,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直跟共产党走的坚定分子。次子士勤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

老五步谦生三子,士山、士立、士同。士山、士同兄弟俩,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士立四四年就参加革命,成了一名革命者,现定居上海在安享万年。

他们堂兄弟九个人,所走道路各有不同,但亲情还在。听说庄士全在家当国民党保长时,而庄士康却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庄士康的母亲病故下地,都是庄士全一手操办,并担当起儿子的角色来。

前五、后五,二五一十,十个兄弟拥有土地两千余亩,随便在哪一个村子里,一声咳嗽,也全村震动。可以说只有他们欺人的份,谁又敢得罪他们呢?但他们的口碑实在不错,没听说谁家被欺来着。

附:“前五”与“后五”的人物族谱图

TM截图未命名

父亲的回忆(61):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一)东大门

如果有这样一份问卷调查,首先问村里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人?那答案肯定是拿“笔杆子”的。因为拿笔杆的人,脱离或半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像生产队记工员、会计、大队会计,都在大家的羡慕之列。

他们不但逃离了一年一度的要命大河工和各种小河工,还有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轮流转的汗力活。不仅如此,并且还能给家庭带来较为殷实的生活,大家自然很羡慕。

至于怎样羡慕,且听下面一段对话,你就明白所以然来了。话说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村离集镇有七八里路,赶集的人全部都是步行,走路的人三三两两,一边走着一遍唠着家常话。有个外村的老大娘和我们村的一位婶娘唠开了家常话,外村老大娘问,“你家……”还没等问话结束,我们庄的老婶娘就满脸喜悦、略带骄傲地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拿笔杆子的。她又接着反问,“你家……”那个老大娘也没等问到底,连声说,都是扶犁稍(种田)的,都是扶犁稍的。殊不知我们村老婶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队干部,另一个也不过是区区生产队的一个会计。可在当时,也真是值得骄傲了。

而如果问到你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人,那肯定异口同声是:地、富、反、坏、右。因为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和各种媒体都是宣传他们怎样怎样的,所以在我们那一代的人的脑子里,已经烙下深深的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就是现在,你和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聊天,如提及他家上辈是地主,他就跟你急。那个脸陡然间浮上一场苦霜,还自认为生长在地主家庭是一个耻辱,这可能是几十年宣传所起的作用吧。

同样还是这份问卷,再来问及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可能还是选择拿笔杆子的,但那些村官就不再选择之列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一年少说能落下二万左右,谁又会去拼命争那处处得罪人的村官来。至于最看不起的人,年青的一代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地富反坏右这些字眼了,自然也不会选择他们了,那选择可能是好吃懒惰、非偷即抢的人了。

再把历史翻到晚清、民国年间,同样还是这份问卷,我走访了村里还健在的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回答是,最羡慕是那些有田产的人家,他们不受穷,不挨饿呗。那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土匪,村里有句老话说,就是饿死也不做贼。老人们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绝对不能干。

至于村中既有田产又有社会地位的,听村中那些老人讲,有这样四大家族。根据他们的叙述,我就来一一说道说道,首先来说说“东大门”。

就算是现在,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遇到后屯村的人,还会问到东大门什么什么的。至于为什么叫东大门,听东大门的人讲,光绪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洪水发生,还有匪患也是让人头疼的事。在陈姓家族中,庭科、庭书、庭考兄弟三人(前两人为亲兄弟)占据村里地势比较高的一块地,那是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地块。如果盖坐北朝南的房屋,只够两家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谁也不愿调剂地块,无奈只好找风水先生看宅,就这样盖起了面门朝东的房子。

庭科、庭书兄弟俩相继成家后,开始劈宅分田,每家各得七十亩。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在村里也只能将就上了排行榜。至于陈庭考家也不过四十多亩,他的儿子到了划成份时,也只是个富裕中农,那为什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呢,一说起东大门就有那么多人竖大拇指呢?

原来他们兄弟三很善良,村中人、特别他附近的穷人,很多受到他们的接济。那个年代,逃荒要饭的到处都是,那些要饭的少不了聚在一起,说说他们一天来的“政绩”,因说不出主人家的名字,只记得门朝东的那几户人家,门朝东,东大门就这样就叫开了。原来东大门是一户积善人家,难怪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还有另一个版本,有人说他们接济穷人是怕得罪人。那些穷人饿极了肯定做贼,如果得罪了,少不了那一天把他们家抢个精光。

陈庭科生了二子,长子陈松生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到了此地,占据了上风,家里人和在国民党里做事的亲戚力劝他回家,并保证回来没有生命之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没有多么大的官职,公社书记、区长也曾干过。此人现年也九十二岁了,在安享着晚年呢。

陈庭考的儿子陈松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国共两党都干过,曾教过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中遇到红白事有请必到,在附近很有名气,很受人尊重。

现在东大门的后代个个都下了老宅,风雨漂泊一百几十年的东大门,现只有陈庭书的小儿子陈松斗(七十六岁)还在原址上,把那原是两间面门朝东的泥坯草房,换成了矮小的瓦房,还在支撑着东大门。

父亲的回忆(60):战争年代的陈广轮

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
(五)战争年代的陈广轮
现在再来说说在战争年代的陈广轮,他的家庭比较贫穷,自然也就识字不多。他可是我们庄上,在战争年代走出去的,官职最大的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听老一辈们讲,他于四零年前,那时也不过十六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也曾参加过地下工作,挑着货郎挑走街穿巷,秘密为党工作着。

听村中具有权威人士讲,陈广轮于一九四四年底参加了新四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投入到那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去了。

据其家人提供的资料来看,他因有一段地方的工作经验,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就任淮海军分区三支队警卫连副指导员。又因工作出色,于一九四五年初任第四野战军三师独立旅三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并于一九四七年底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营教导员,一九四九年底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茶陵县大队副政委。

他也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因战功显著,曾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等荣誉证书。

可以说,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路过关斩将,成了响当当的军队领导人,不用说那种艰辛和生死的考验,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出来。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三师直属政治处主任,一九五三年任空军二十八基地场站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政委等职,一九六五年任空军第五师副政委,一九六六年卸甲到地方工作。

卸甲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曾任广州远洋公司政委、经理,也曾在香港招商局任副总经理,就这样默默奉献到离休。

陈广轮在我的童年时期每年都来家一次,我也目睹过他的风采。他是我们的族中人,又同是相等辈份的人,理所当然喊他堂哥才对。

他也曾到过我家蹲过,和我的父亲聊过天,因为他和我的小爷(叔叔)是同一个时期参的军。可我的小爷牺牲了,他却荣归故里,受到众人仰慕,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同啊。

听七十多岁的人讲,他也曾把父母接到身边去享福,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爷(叔叔),是好衣不能穿,穿了不舒服;好饭不能吃,吃了不肯消化。可能是苦日子过惯了吧,还是离不开家乡那些熟面孔?过了不久,就回到了家乡安度了晚年。

真正我和他面对面唠呱是在土地到户后。那时他已经离休,每年都有好几趟来往家中,听说从广州那边筹措了上千万资金来支援家乡建设,不知是真是假。

真正我知道的是,他为家乡曾筹办了一个羊绒衫厂。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大集体的时代,和广州那边的人相比,人们的思想可能落后十几年,终因材料来源和销路不畅关了门。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动员家乡农民插平条柳,那是一种能编制各种手工艺产品能赚外汇的东西,这在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一种超前意识。因为那时的家乡父老还是停留在“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哪能接受,不久也以失败告终。

直到现在,他那种理念才得以实现,可却没在我们村民中体现。在我们的邻村,约一里之遥的前屯村,那里家家户户插了平条柳发了大财。

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从这块黑土地中走了出去,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可他到了晚年,还没有忘记是这块黑土地养育了他,那种想回报桑梓的心情值得敬佩。

陈广轮在我们村里人值得竖大拇指的一个,是村里人的骄傲。

父亲的回忆(59):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 (四)爷儿俩惨遭毒手

自从国民党乡公所被端了之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成了两合水,国共两党的地方武装每天都到我们庄子上来。来的时间可不一样,白天由国民党管辖,夜间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双方都没有闲着,各自都在寻找自己的敌人……

庄上有个叫时如胜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不知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就这样被国民党逮了去。据当年的知情人陈连太和庄加风回忆,时如胜也不过被吓一吓就咬出了本村共产党员的全部名单。听说那时庄上的共产党员有陈维成、王玉霞(女)、庄加风、张言全、庄士元、仲维续、陈松州等三十二名,都被一一咬出,还搭上另两个被怀疑对象:一个叫陈登义,另一个叫陈广新。其实,那两人不过是基本群众。这两个人中陈登义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了一名烈士,陈广新还是农民一个。

至于被供出的三十二名党员中,有的在外逃过了一劫,成全了一世英名。而在家的就被一一被逮了去,其中张言全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还是有人说情,交了些钱,保住了性命,成了一名自新(悔过)人员。其他人也都通过各种关系,交保释放了,个个也都“自新”了。

据庄中老人讲,他们(指庄士全、庄士兵,那时他们是国民党保长)专拣软柿子捏。比如当时的时如胜、张言全是小姓,先拿他们开刀,而当时后屯村姓庄的、姓陈的大姓他哪里敢惹?也许他们说的有点道理吧。

话说村里有个叫庄士宝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村农会的会长,他的一个亲侄子名叫庄加兵是指导员,自然也是共产党员,(不在时如胜所供名单之列),不知什么原因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

撇开两个敌对阵营不说,那时庄中由庄姓、陈姓、孙姓、仲姓和吴姓这几个大族主宰,其中庄姓和陈姓又是大族中的大族,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理也理不清,也不得不让村中那些为国民党做事的有所顾忌。听村中老人回忆,庄士宝和庄加兵的亲属也曾四处托人想保释出来,但没能如愿。后来,庄士宝叔侄二人被高流镇那边的国民党人带去活埋了。然后,这边的国民党人再带着高流镇那边的共产党人到我们这个地方进行残杀。这些都是为了避嫌庄上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采取的迂回动作。虽然,庄士全和庄士兵没有亲自动手杀害他们叔侄二人,可也难逃干系。庄士宝叔侄二人的后人,把这个仇就摁在这二人的身上了。但解放后,庄士宝、庄加兵这二人没有获得烈士的称号,其中原因,村中老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九四八年,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庄士全从此失踪。听人说,在南京定居下来了,有人还曾看过呢。又有人说,他曾给他的家人捎带过什么东西。最近我和他的儿子聊过,确有此事。

至于庄士兵,被劳教了若干年后来释放回家,生了一子。文革期间,在批斗大会上,庄加兵的儿子庄寅虎,用事先准备好的棍子,朝庄士兵的头上砸去,当时就血流如注。这样还不够 ,当庄寅虎又举起棍子时,幸好被别人拉住,不然的话就命丧当场。可以说,在那文革期间,就是打死了,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也就在这年,扎埠村的有一个叫陈二官佬的,就被打了个挨堂(当场死亡)。

在那战争的岁月里,我们这个地方也出了不少使国民党人闻风丧胆的人物。那些老年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张兆清、李连登、狗屁眼、麻小更。前面二人是我们邻近郑圩村有名有姓的人物,那儿是我的老婆娘家,李连登也就在我的爱人的屋东隔二三家。我也常听他讲一些故事,张兆清则在东约五百米的地方居住,少不了我们也会经常见面。

听说,郑圩庄有姓郑的亲堂兄弟俩,他家是地主,因天气炎热,兄弟二人常在围沟里洗澡,这个规律被张兆清知道了。于是,他就事先躲在那草堆垛子里,当他二人脱光衣服进入水中时,张兆清拔枪就打。一个当场被打死沟里,另一个一猛子扎下去,才逃过了一命。至于狗屁眼是什么庄上的人,那些老年人也说不清楚。不过他的绰号来源于他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一年到头都是红红的,所以有此雅号。那麻小更则是我们庄上的人,小名叫小更,又一脸麻子,故此人们叫他为麻小更,实际大名叫陈宝奎。

他们四人在游击区,晚间经常一起活动,到哪儿都要弄出一些动静来,那些跑流亡的,又怎能安生?从此,四人就这样出了名。

在那战争的岁月里,村上的人,谁也没有置身事外:有些人参加了革命,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一个革命者,给自己和后人带来了无比的荣耀。用当地老百姓一句话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烟,祖先埋在风水宝地上了,活该人家的后代享福;有些人成了反面人物,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还有的牺牲了,在那历史的丰碑上,永远刻着他们的名字;还有的,闹腾了一阵子,又复归了本来面目——农民,就这样在农田里劳作了一生。苍天就是这样作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