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61):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一)东大门

如果有这样一份问卷调查,首先问村里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人?那答案肯定是拿“笔杆子”的。因为拿笔杆的人,脱离或半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像生产队记工员、会计、大队会计,都在大家的羡慕之列。

他们不但逃离了一年一度的要命大河工和各种小河工,还有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轮流转的汗力活。不仅如此,并且还能给家庭带来较为殷实的生活,大家自然很羡慕。

至于怎样羡慕,且听下面一段对话,你就明白所以然来了。话说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村离集镇有七八里路,赶集的人全部都是步行,走路的人三三两两,一边走着一遍唠着家常话。有个外村的老大娘和我们村的一位婶娘唠开了家常话,外村老大娘问,“你家……”还没等问话结束,我们庄的老婶娘就满脸喜悦、略带骄傲地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拿笔杆子的。她又接着反问,“你家……”那个老大娘也没等问到底,连声说,都是扶犁稍(种田)的,都是扶犁稍的。殊不知我们村老婶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队干部,另一个也不过是区区生产队的一个会计。可在当时,也真是值得骄傲了。

而如果问到你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人,那肯定异口同声是:地、富、反、坏、右。因为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和各种媒体都是宣传他们怎样怎样的,所以在我们那一代的人的脑子里,已经烙下深深的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就是现在,你和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聊天,如提及他家上辈是地主,他就跟你急。那个脸陡然间浮上一场苦霜,还自认为生长在地主家庭是一个耻辱,这可能是几十年宣传所起的作用吧。

同样还是这份问卷,再来问及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可能还是选择拿笔杆子的,但那些村官就不再选择之列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一年少说能落下二万左右,谁又会去拼命争那处处得罪人的村官来。至于最看不起的人,年青的一代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地富反坏右这些字眼了,自然也不会选择他们了,那选择可能是好吃懒惰、非偷即抢的人了。

再把历史翻到晚清、民国年间,同样还是这份问卷,我走访了村里还健在的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回答是,最羡慕是那些有田产的人家,他们不受穷,不挨饿呗。那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土匪,村里有句老话说,就是饿死也不做贼。老人们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绝对不能干。

至于村中既有田产又有社会地位的,听村中那些老人讲,有这样四大家族。根据他们的叙述,我就来一一说道说道,首先来说说“东大门”。

就算是现在,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遇到后屯村的人,还会问到东大门什么什么的。至于为什么叫东大门,听东大门的人讲,光绪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洪水发生,还有匪患也是让人头疼的事。在陈姓家族中,庭科、庭书、庭考兄弟三人(前两人为亲兄弟)占据村里地势比较高的一块地,那是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地块。如果盖坐北朝南的房屋,只够两家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谁也不愿调剂地块,无奈只好找风水先生看宅,就这样盖起了面门朝东的房子。

庭科、庭书兄弟俩相继成家后,开始劈宅分田,每家各得七十亩。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在村里也只能将就上了排行榜。至于陈庭考家也不过四十多亩,他的儿子到了划成份时,也只是个富裕中农,那为什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呢,一说起东大门就有那么多人竖大拇指呢?

原来他们兄弟三很善良,村中人、特别他附近的穷人,很多受到他们的接济。那个年代,逃荒要饭的到处都是,那些要饭的少不了聚在一起,说说他们一天来的“政绩”,因说不出主人家的名字,只记得门朝东的那几户人家,门朝东,东大门就这样就叫开了。原来东大门是一户积善人家,难怪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还有另一个版本,有人说他们接济穷人是怕得罪人。那些穷人饿极了肯定做贼,如果得罪了,少不了那一天把他们家抢个精光。

陈庭科生了二子,长子陈松生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到了此地,占据了上风,家里人和在国民党里做事的亲戚力劝他回家,并保证回来没有生命之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没有多么大的官职,公社书记、区长也曾干过。此人现年也九十二岁了,在安享着晚年呢。

陈庭考的儿子陈松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国共两党都干过,曾教过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中遇到红白事有请必到,在附近很有名气,很受人尊重。

现在东大门的后代个个都下了老宅,风雨漂泊一百几十年的东大门,现只有陈庭书的小儿子陈松斗(七十六岁)还在原址上,把那原是两间面门朝东的泥坯草房,换成了矮小的瓦房,还在支撑着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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