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10

父亲的回忆(67):杜家的裁缝

上次给大家讲了刘家的板凳,那这次就来说说我们这儿杜家裁缝的故事。

说起杜家的裁缝,不得不先说说布料。而说起布料,又不得不说说人们的着装。现在我就来说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们做衣服用的一些布料和平日着装。

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这些农村人,那个时候虽然布的价格不贵,但人们想做件衣服还是那么的不容易。不过那个时候的布质却都是全棉的,用现在的一句话说,穿在身上放心多了。而那个年代“物以稀为贵”,人们想买那个化纤布料,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稀少,二个腰包钱不足。那个化纤布料,夏天穿在身上既透汗又凉快,被那个风吹起时还随风摆动,谁不羡慕?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些化纤布料倒成了人们的奢侈品,不像现在人们见那些化纤布料,生怕给身体带来危害。买件衣服还要看含百分之几化纤成分,见那化纤成分高了,都避而远之。

说到化纤布料,倒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就说来给大家听听。到了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化肥。中日邦交正常后,日本的化肥也来到了中国。那个化肥袋,是化纤布料带,一面印着“日本”,另一面印着“尿素”。那些大小队的干部们就用它来做一件夏凉的衣服,穿在身上,前胸是日本二字,后背则是尿素。于是就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干部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这倒成了人们一段时间的话题,不过这倒也正说明人们对那化纤产品的需求。

而在那个年代唯一能买到布的地方是公社的供销社。顺便说一句,其实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成品衣服,那时布的颜色和现在差不多。要卖的布,全部都摆在柜台上,而到了逢集时,那个供销社里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挨着人头。可以说,挤得水泄不通,寒天挤得倒也暖和,如若遇到夏天,那挤得……我也找不出恰当的形容词来形容当时的境况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青睐于白洋布。这个白洋布就是人们常见的白布,带了一个“洋”字,就知道它原出生地不在中国。不知它何年何月来到了中国,当地人就这样一辈一辈叫下来。叫习惯了,到了现在也改不了口。虽然多带了一个“洋”字,倒也没感到累得慌。

为什么人们多青睐于白洋布呢,便宜呗,还不是自己的腰包在作怪。如果腰包鼓起来,谁又不想穿那好布,穿在身上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当时的白布分三种价格,比较落(密度稀)一点的,二毛八一尺。那个布放在眼前,能这边看到那边,把那个小麦面放在上面都能漏下去。其次就是三毛一尺的,比那个二毛八的要稠厚了许多。第三种价格,是三毛五一尺的,不用说那就更稠密了。

人们扯(买)了布,就便到供销社的东南方向约五百米的地方。在那露天地上,支着一口露天大锅,那是一个姓程的开的染房。在染坊的周围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树,在那树与树之间架起了一根根绳索。人们所染的布,就放在那一根根晾绳上,晾干了就可拿回家做衣服了。

人们常染的颜色一般是天蓝色或青色,也有染给女孩穿的花布,也就是在青蓝色的布上,透出一个个梅花桩的小白花,就这么简单。

说起化纤布和纯棉小花布,不得不说说七十年代中后期人们结婚时的最高要求。那个时候也兴过彩礼,女方要求男方的彩礼是“三转一响”,即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那一响就是收音机。这几大件,在当时一般农户是承受不了的。其次就是要的是布料,化纤布料“的确良”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了,可能是一元钱一尺吧。小花布是五毛钱一尺。那个的确良布,就是新娘索取的最好的布料,小花布就这样低了一个档次。于是一句顺口溜就出来了:要想夫妻长,就拿“的确良”;小花布,各走各的路。有的人家因送了小花布,女方的家长说男方夹吝(吝啬)。就这样因为一块小花布,一段美满婚姻就这样告吹了。

再来说说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穿着,那时人们的衣服大都是自家自做自穿。女的清一色的大俯头,就是纽扣在脖子底下,又从胳肢窝扣到下面的哪一种。男的是对襟褂,就是纽扣从胸口窝一直排到下面的那一种。纽扣有的是用布钉的,也有的是塑料纽扣。

说起纽扣,那个年代虽然已经有了塑料纽扣,可人们为了省那分把钱,就用布纽扣,再说那个大俯头也不适合塑料纽扣。于是,我们村里那些女孩个个都得学会了打纽扣。首先把那布条裹成一个直径约二、三毫米的圆柱体,不知怎么绕的就绕成了一个凸起梅花状的小纽扣。你可不小看这一个小纽扣,可不容易学哦。有的人家还专门请有经验的小女孩教自己的女儿呢,自然那是免费传授的。现在布纽扣也看不见了,很多妇女把打纽扣这个活忘记了。打纽扣这个绝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要失传了。

再来说说裤子,裤子分为大腰和小腰裤子,小腰裤子则是现在人们穿的西装裤子,大腰裤子是自家自裁自缝的哪一种,具体什么样子,我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述。有的家庭寒薄,买不起一样的布料,就在那勒裤腰带的地方,用一块便宜的白布缝制在上面,一条裤子两种颜色,这些还不都是因为那个“穷”字逼的。

说起裤子,不得不扯上了裤腰带,有这么一个笑话。在那个年代,人们大都使用布条做裤腰带,一个原因皮带很少,二个一般也买不起。记得在七几年吧,我的一个堂哥和堂嫂新婚不久,堂哥为堂嫂买了一条滚轴裤袋,我的这个堂嫂不会使用,有一次到茅坑里小解,可他怎么也解不开裤带,急的她大喊大叫,也多亏我的堂哥听见帮其解了围,不然那个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到了现在人们还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说道说道。我想这个尴尬样子不可能是堂嫂一个人吧。扯得远了,就此打住,言归正传,还是来说说杜家的裁缝。

话说杜裁缝,六、七十年代在我们村附近是很有点名气的,因为他是唯一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一个人,在我们村的历史上是第一个。因其做缝纫工作,人们就称他为杜裁缝,真正的名字反而叫的少了。此公的名字叫杜立昌,生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沭阳县城,也工作在县城,他的工作就是缝纫。

至于他为什么放弃了城市生活,偏偏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据讲,在五十年代末期,城里人纷纷被下放到了农村,据讲这次运动叫支援农村,是不是全国性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村里有个叫“陈伟更”的,小学还没毕业,他的年龄也超过十六岁,可能也就是十六岁一道杠子。他也被名义上下放支援农业,并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从学校一直送到家门口。农村的孩子,不念书就是做农活的料,你就干脆劝其退学拉倒,还美其名曰下放支援农业,现在想来也真可笑。

杜裁缝于一九五九年春天和他的儿子杜荣生,一起下放到了我们村,和我在同一个生产队,在离我家西面约三十米地,住在一个叫庄士兴家的前过道一间泥坯草房里。那件草房约八平方米,绝对没有过九。在那间草房子里,后墙放一张小绳床。墙的东面放一个缝纫机,西墙还有一张用于裁剪的桌子。在那高粱杆的门后,放一个双耳锅。就是这几样,那个屋里也挤得满满的,他在这个屋里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离开了人世。

杜裁缝的手艺到底怎么样,我这个外行人说不出所以然来。不过别人都夸他手艺高超,说他会雕(做)皮袄。据我所知,他一生只收两个女徒弟。他也像其他艺人一样,在传授时保留了一手,那就是雕皮袄。据讲,他的一个姓沈的女徒弟,做出的皮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舒服,后面那一块直朝脖子撮,像电视剧刘罗锅后面的搭背一样,不知不觉就鼓起来了。

此公好贪两杯酒,于是他的这个徒弟,就投其所好买了几斤酒。当他喝得醉三麻四时,再向他请教。他就这样稀里糊涂把雕皮袄这个绝技传授给了徒弟。据讲,原来是把一个整的羊皮剪成若干个小块,然后再一块块用手工缝制起来。至于每一小块是怎样朝一起凑的,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他的徒弟学会了雕皮袄。

杜裁缝的到来,带进了一些新的着装,就这样人们渐渐改变了穿着,小腰裤代替了大腰裤,大俯头换成了对襟褂,从此人们的审美观也越来越时尚了。

到了今天,街上唯一的一个裁缝店,再也看不到有人做衣服了,充其量也只能给人们修修裤脚挣点小钱了。再看那一个个成品衣店和各大超市里,那个衣服要什么样式有什么样式,想穿什么就有什么……

而在那个年代结婚的妇女拼命争取来的“三转一响”的其中一转的缝纫机,早也被当成破铜烂铁,卖给了那些走乡串户的收破烂人。或者扔在某一个旮旯里,不再有人理睬它了,能用它做衣服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

父亲的回忆(66):刘家的板凳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很多,现代家具进农家已经非常普遍了。像现代打造的很漂亮的椅子啊凳子啊,就更不在话下了。只是即使人们手里有钱了,可在我们这个地方,人们还“恋恋不舍”村上刘家的小板凳,似乎对刘家的板凳都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要是说起刘家的板凳,在我们附近的集镇和东面的县城,还有北面离我们有五六十里的东海县和离我们江苏边缘山东的红庄(音),西面约五十余里的新沂市等周边的集镇,那是“飞机吹喇叭——响声在外”,处处留下刘姓的足迹,可以说刘姓板凳的名声是响当当的。

据讲(八零年前),此地做小板凳的人家也很多。不过,那些买过小板凳的人家,经过比较,还是觉得刘家的小板凳牢固、结实。所以,那些买过小板凳的人就认准了刘家,要买就买刘家的小板凳。这也导致很多卖小板凳的人冒充姓刘,但怎能瞒得了知根知底的村邻呢?一个阶段内,他们倒成了一个话柄,那就是“改姓”的话题。既然冒充刘家,那你家不也是姓刘的吗?这样一来,岂不是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了?这在农村可是一个很大的谈资哦。也因这样,刘家在附近五十里的范围内,打出了自己的响亮的品牌,那就是“刘家的板凳——牢固”。

说起刘家的板凳,还得从刘家到此地的第一辈说起,那就是刘万友。此公的原籍是山东临朐县,具体怎么到我们这个安居的,听刘姓的后人们讲,刘万友二十四岁时和他的一个亲戚姓窦的,逃荒逃到这儿来的。也就是一九一三年左右,山东临朐那个地方遇到了荒年,那当地老百姓只有两条出路,一个就在山东干等着饿死,另一个就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而刘万友和姓窦的选择了后者。于是,刘万友带着他的妻子刘辛氏和尚在襁褓的儿子刘瑞明一路南下。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更不知路过了多少村庄,那个罪不知受了多少……终于有一天来到了后屯庄,经过一个阶段的磨合,刘、窦二姓融入了后屯这么一个大集体。就这样刘、窦二姓,从此在我们庄定居下来了。

庄上人都称呼刘万友为“刘道寺”,至于为什么叫刘道寺,我倒也问过村中那些老者。村中那些老者说,此公到了我们庄上,那个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高高的竖在头顶上,身上穿着长袍。根据其叙说,像那个现代电视剧中茅山道士穿着打扮一样,可能他的绰号是这样来的吧。在我们这个地方,“士”和“寺”这两个字的发音差不多。无可置疑,那刘万友分明是一个道士。

刘万友定居后,边要着饭,边用自己精通的木匠活打一些小板凳,挣一些小钱来度日子。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到了他的儿子辈,刘家的小板凳倒闯出了些名堂。

木匠本应做很多家具,可刘家其他家具都不做,却专做小板凳。就像现在大街上的专卖店似的,“专一而精”嘛!据他的孙子刘月才(七十多岁)讲,做小板凳很有讲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做好小小的板凳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一个要硬木,二个是干料,那三个就是打眼。

首先是选料,要想板凳耐久、结实,你得选比较硬的木料,像桑树,还有我这个地方的本槐树。春天杀树,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晾。约过了一个整夏天,那个木料基本就干了。那做出的板凳,就不拔缝,也不开裂。

如若遇到客户急着需要小板凳,又没有干料,那你就得升起一堆木屑的软火,把那个木料放在那堆软火上慢慢的炕。直到你认为木料确实是干了,才可以做小板凳。再一就是凿眼,那个板面榫眼要一凿透,如果一凿不到位,那个效果也就不一样了。小板凳的腿就容易晃动、脱落。还有那个腿的榫眼,是半眼,也要一凿到位,不然也会影响小板凳的效果。

那四条腿安上之后,就得加小塞。就是说,在榫眼上打进坚硬的、干的小木块,以增加牢固性。如果你用鲜木加塞,过了若干天后,那个鲜木变成干木,那个腿不掉下来才怪呢。具体什么样,我这个外行人只有听的份。他说我听,只把我说的一头雾水,蒙蒙浓浓,只有那个内行人能听出其中的门道来。

刘万友这个人我可没有见过,他的三个儿子,刘瑞明、刘瑞田和刘瑞涛,我只见过其中的两个,那就是老大刘瑞明,老小刘瑞涛。那个老大若健在的话,只有九十六岁。也就是说,刘家到此定居也不过九十五六年的历史。

老大专做小板凳,那个老小也是以小板凳为主,其他的木工活也会做一些,但不精。据村里和他一起做木工活的人讲,有一天村里有户人家请他做木工活的清工活,这个清工活是打喜材(棺材)。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个棺材还没有合上榫眼。别人都洗手准备吃饭,这个老小说,你们先吃吧,我把榫眼撞上也不迟。他拿起木榔头,就一下一下撞了起来,可能脑子里想着那个饭,心急了点,一下子把那个棺材帮撞裂了缝。那主人心情自然不悦。他本是又说又笑的一个人,可这一天,饭没有吃好,还闷闷不乐了一整天。本是好心,可好心办坏了事。那个尴尬样子,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以说,小板凳是刘家的强项,其他的木工活就不精了。

刘家卖小板凳我曾见过。还在七十年代,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逗好了一起去赶大约四十里外的县城。我们几个人早早的骑着自行车,在天还蒙蒙亮时,也赶到县城脚下。没想到,多远瞧见刘瑞明,他挑着有二十多个小板凳,在我们前面一步一步的往县城赶去。根据其路程推算,他可能半夜就动身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接近七十岁了吧。

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什么代步工具,赶县城大多都是步行。他就是这样,凭着他的两条腿,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村附近周边四五十里的大小集镇上。也凭着他的诚实和信誉迎来了客户的尊重,刘家的小板凳——结实,这个品牌就这样打响了。

刘家的小板凳,由解放后的二三毛、五六毛钱一个,卖了近三十年。从八十年代到现今涨了近十倍,也不过卖了五六元钱一个。到了刘万友的孙子辈,现在唯一做板凳的是他的长孙刘月才(七十多岁),平时有空,还是做些小板凳。用刘月才的一句话说,自己做些小板凳,也就是为了自己手头要比较宽超(宽绰)些,省的问儿女要钱。在朝下一辈年轻人谁还再做小板凳,现在随便找个工打打,每天能挣百八十的,谁又会做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元的体力活?

虽然现在用来坐的各种凳子都有,可在我们这个地方,人们还情钟于刘家的小板凳。唯一遗憾的是,以后的刘家做板凳的绝活,可能要就此失传了……

父亲的回忆(65):陈姓“三大将”画传

听村里那些老年人讲,在晚清、民国年间,在村里四大家族齐名的还有陈姓的“三大将”。据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陈姓“三斗三升芝麻官”的风水被破了以后。具体风水怎样被人破了,我在《脚蹬鸭蛋滩》的文章里,也有过详细的叙述,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了。

据讲,在后屯村里陈姓家族的发展还有一个传说,也就是在陈姓老祖坟的东面有一块地。当时有三个阴阳先生,一个叫“刁前梅”(音),另一个是姓侍的,还有一个是阴平集镇上叫“路北方”的阴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聚到一起。巧的是,他们一同从陈姓老祖坟东这块地边经过,他们边走边看起地形来,也各自卖弄起自己的学识来。

其中一个风水先生说,陈姓风水被人破了,从此将和官场无缘,但如果把阳棺送在这块地上,虽然将来陈姓不出官,但能出三个大将。另两个也巡视了一番,也连连称是。再多说一句,阴阳先生所说的“阳棺”,是指阳宅,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地理环境适合人们居住。盖房子,在阴阳先生嘴里说成是“送阳棺”,不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嘛。要不,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为阴阳先生呢?

不知陈姓人听错了,还是理解错了,以为只是葬死人的地方,那就是阴宅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姓老了人都往这块地上送。没想到陈姓人到了晚清、民国年间年间,还真出了三个“大将”,可惜出的不是带兵打仗的将军,而是具有一手精湛技术的手艺人,此“将”非彼“匠”也。下面我就来一一说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三个“大将”。

第一个是扎柴匠陈文琢,官充(绰号)大柴。他还有一个弟弟陈文香,他可不会这门手艺,皆因他哥哥的缘故被叫做二柴了。扎柴匠是干什么的,一说你就清楚了。那就是死了人,需要扎纸马、纸人、花轿等丧事上用于焚烧的东西。这样的人才,就是在现在,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很吃香的。你就是达官显贵,一旦家中老了人,都要有求于他。他在我们村周围,凭着他的手艺,倒也赢来了人们的仰重。

据讲此公的手艺非常精湛,他扎的那个“人”,乍看像真的一样。那个纸马放在地上,四蹄蹬开,给人有那种想撒蹄奔跑的感觉。不用说,此为一匠也。此公无子嗣,后来他的这门手艺传至他的女婿庄士元那儿。而他的女婿百年后,此手艺也就失传了。

第二匠那就是木匠,此公的名字叫陈广胜,他的手艺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据说,一户人家女儿出嫁,半年前就在他那儿定做了嫁妆。可到女儿出嫁的前一天,只看到木料一大堆,急的那户人家如热锅上的蚂蚁,满脸的不高兴,难免嘴里嘟嘟哝哝的。可他不紧不慢地说,明早上来抬吧。到了第二天一早,那个嫁妆还真打好了。

据讲,他凭的只是一把斧头。真正动起手来,那个锯子、刨子就成了摆设品,就连取直的漏斗线都不要。他的手艺我曾见过,具体怎样好,我可说不出来。他做出来的家具,比别人精致很多。若干年后,那些老人拍着此公做的家具说,还是人家做的家具,几十年了一点缝都不拔(不显缝),没的说的。此公的技艺同样博得众人一片赞叹声,他的这门手艺也就到他这一辈子,之后就没有传人了。

那第三匠就是裁缝,这也勉强算一匠。按现在来说,就是裁剪师。在那个时代,没有缝纫机等一些机械工具,一切都是手工制作而成。

此公的名字叫陈连彩,他可是个男的,也就是他凭借一根直尺,一把剪刀和一根针,坐在那儿,一针一线做那消磨毅力的活,在我们村附近几十里内倒也闯出了名。

据讲,在那个朝代,请他做衣服的人家都是那些“大家”。这个“大家”是指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如果有户人家是女儿出嫁,那各种各样的衣服一般都要做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听说,请他做衣服的那些人家,那预约的时间都得提前一二年呢。

他做的衣服,按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上档次的。村里人一般在儿女迎娶才有求于他,大多数还不是自家自做自穿,有衣遮体就行了。

到了我的儿时,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一手缝制,何况又是那个朝代。此公手艺也只他一人,他的下一代,说句不好听的,连一个纽扣都缝不好。

据讲,陈姓有和风水先生路北方后人认识的,见面开玩笑的问,你的上辈说陈姓的后辈要出三大将,怎么不灵验了?那路北方的后人说,你们盖屋在那上面住了吗?你们陈姓把阳宅误以为阴宅,那就相反了,不过也要出“三大将”的,可“将”和“匠”就不同了。

风水说,虽然是无稽之谈。但人们又根据阴阳先生的无稽之谈,把传说的“三大将”印在他们三个人的身上,这有点牵强附会了吧。不过,他们也没有辜负了三大匠的名声,他们凭借各自一身精湛的手艺,倒也赢来人们的赞叹和尊重。

此为“三大将”画传,到了今天,人们只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父亲的回忆(64):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四)孙殿增为村民福祉下跪

再来说说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在晚清和民国年间社会地位极高的,那就是孙家的孙殿增。此公生于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细细推算应是公元一八七五年。到了成年后,他从老祖宗那儿,继承了二百五十亩左右的黑土地,可以说田产颇丰。

说起我们这个地方的黑土地,不得不多说两句。如若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圆心,划一个不规则的圆的话,那个直径也不过二十多里。在这个不规则的圆内,是一片黑黝黝的黑土地,其它地方则是黄土地。又哪来这块黑土地呢,据老一辈口传下来的故事,我就来略讲一下。

话说不知某年某月,可能是大明时期吧。我们这个地方有唱锣鼓书的,在大书没开场之前有一个开场白,那就是小书头,唱的是《苏梅卖妻》,就是说的当时的事情。其中故事情节我还依稀记得,大概意思是河南任丘县,有个叫苏梅因黄河水毁坏了家园,没得办法卖自己的妻子的故事。那个水患具体到了什么程度,有段唱词好像是这样说的,“针穿黄豆长街买,河里苲草动秤称,东西路上人追人,追到人时动锅蒸,南北路上狗追狗,追到时就狗啃狗”……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唱的,如果机缘巧合的话,我肯定要买盘唱盘听听。

据讲,那场黄河水把我们这二十多里外周边的黑土地,一下子变成了黄土壤,唯独保留这一丁点黑土。听说那个黄河水可是天上神水,在我们村东南有个大荻沟(当地发音为大立沟),那个洪水来了,村民们却浑然不知。有个好起早的人,看见那树梢上挂着浮浪(漂浮物),感到好奇,于是就喊来诸乡亲观瞧。过了不久才得知,感情是哪黄河水光顾了。细细想来,也不无可能。如果那个村庄正好处于那个死角,自然也就逃过此一劫了。

听说这场黄灾,前屯村可发了财。据说,前屯村有一片枣梨园,上游冲下来的车、牲畜和水稻等漂浮物,经那片枣梨园一阻,那还不全落下。据讲,那个水头虽然没有直接从我们这个地方经过,但也有齐腰深。

从口传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场洪水应该发生在秋天,不然又哪来的水稻的漂浮物。而且洪水到时应该在夜间,要不那大荻沟的人,早上又哪来景致可看。

题外话说过,还是来说说孙殿增。此公如按孙姓辈份来说,应该属于“元”字辈。据说,他的舅舅是本村陈姓,恰巧也是“元”子辈。为了避讳此字,故有“元”变成“殿”也。再多唠叨几句,我们这个地方孩子取名很讲究,祖宗八代都要翻个遍,还要查查亲戚的用字。那个用字绝对不能有相同的,就是有谐音也不行,这可能是对上辈的一种尊重吧。我们这个地方陈和剩是同音,都读作“成”音。我的一个堂哥吃多天的剩饼,为了避讳读出自己的姓,把剩饼说成“旧”饼,你说迂腐不迂腐。

闲话说过,书归正传。此公到了三十岁左右吧,可能是宣统年间吧。那时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叫“董事”,听他的后人讲,当时的董事是陈姓人把持着。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孙殿增也很想做这个董事。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乡级这层机构,于是他到县城走了一趟。不久,他就坐上了董事这个位置,这也属于毛遂自荐吧。据我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那个衙门里有他的至亲好友,二个可能是使了银子,不然哪能这么顺溜。这仅仅是我的臆断罢了,不足为凭。

这个董事也不是好当的,人们不是常说“无官一身轻”吗。据讲,过了不久,我们这地方遭遇了洪灾。周边那些灾民饿的哭号连天,可以说也真到了人吃人、狗啃狗那种悲惨的境地。

我们这地方还稍好一些,但也民不聊生,百姓的疾苦也到了极限。据说,孙家的二百多亩地,还养活不了家中几口人。到了荒灾来时,就开始攉草堆。那个草堆,是麦秆堆积起来的,里面还包裹着遗留的麦粒。就这样,靠着攉草堆,他们一家人,也艰难地过着苦日子。

洪水导致山东地界的人四处逃荒要饭,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这也惊动了朝廷。于是,朝廷的放粮官开始赈灾来了。那个放粮官,可不是针对我这个地方来的,而是往山东地界去的。到我们这里仅仅是路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在赈灾范围,那肯定不是重灾区啰。

孙殿增听说有放粮官路过此地,于是连夜兼程,到了放粮官哪儿,说明了来意。那个放粮官也只是路过,又哪能听你一面之词,连搭理都不搭理。此公见语言打动不了放粮官,就毫不犹豫的跪了下去……要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他为了百姓的疾苦下跪,在那个时代,倒也难得可贵!

也就是他的一跪,感动了放粮官。那个放粮官,不久到我们村实地考察灾情来了。据说村民们是这样来欢迎那个放粮官的:原本身上还穿的整整齐齐地,洗的干干静静的,可放粮官来了,每个村民身上就穿得凄凄零零的。看上去,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那个放粮官看此凄惨景象,不得不放粮。也多亏他的一跪,村民们才死亡的边缘上逃离出来。

也就是他的一跪,此善举感动了上苍。据说他眼看过了最佳生育期,也就是说对自己生儿防老、子承父业也不抱多大希望时,就在近四十岁时,上天赐给了一个儿子,取名兆丰,寓意有可能希望此地风调雨顺吧。

孙兆丰此公,就是我在《该死的日本人》的文章里提到的孙兆丰。此公被日本打伤后,又生活了四五年吧。那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还是风华正茂时,还是因鬼子那一枪,就英年早逝了。

再来说说孙殿增的另一跪。到了民国年间,那时盗匪四起,匪患也动摇了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那民国政府又怎能坐视不管呢,于是派出军队四处剿匪,我在《计杀匪首》的文章里也有过叙说,在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听说,那个剿匪的部队,到了庄上把那些青壮年一并抓了去。然后,村中再出来有头有脸的人物进行保释。若没有具保的,那肯定是贼了。听说,当时村中被抓了四五十个,孙殿增凭借他的威望,把这些人保了十之八九。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十之一二中,还有他们家的一个伙计。于是,他又硬着头皮,低三下四的又前去保释。没想到,那个主事人理也不理。不得己,他的膝盖又软软的跪了下去。在那个时代,他处于那么一个家庭,能为一个伙计下跪,确实不易。听讲,他还有一个亲戚,叫陈庭x,最后那个字也记不清了,是一个不争气、平时又手脚有点不干净的光棍汉。因没有保释出来,不久死在牢里。

此公到了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初十,也就是公元一九四四年,享年七十岁,在家中与世长辞。

人的一生积攒的声誉,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个支撑棒可轻易碰不得。汪精卫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挣来了一身光环。到头来,还不是因做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还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的林彪,天津的张子善、刘青山,现在的从地方到中央被拉下马的那些高官,他们都有一副漂亮多米诺骨牌,还不是他们自毁长城,把那副属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一一推倒了。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你怎样能保持属于你的一个个光环不褪色。说不定你一辈子只做了一件灰色的事情,就把你的光环蒙上了一片阴影。

此公也过世了近七十年,他那副多米诺骨牌,还在村里传送着。那些老者每每谈及孙殿增时,都大拇指一竖,那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