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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64):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 (四)孙殿增为村民福祉下跪

再来说说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在晚清和民国年间社会地位极高的,那就是孙家的孙殿增。此公生于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细细推算应是公元一八七五年。到了成年后,他从老祖宗那儿,继承了二百五十亩左右的黑土地,可以说田产颇丰。

说起我们这个地方的黑土地,不得不多说两句。如若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圆心,划一个不规则的圆的话,那个直径也不过二十多里。在这个不规则的圆内,是一片黑黝黝的黑土地,其它地方则是黄土地。又哪来这块黑土地呢,据老一辈口传下来的故事,我就来略讲一下。

话说不知某年某月,可能是大明时期吧。我们这个地方有唱锣鼓书的,在大书没开场之前有一个开场白,那就是小书头,唱的是《苏梅卖妻》,就是说的当时的事情。其中故事情节我还依稀记得,大概意思是河南任丘县,有个叫苏梅因黄河水毁坏了家园,没得办法卖自己的妻子的故事。那个水患具体到了什么程度,有段唱词好像是这样说的,“针穿黄豆长街买,河里苲草动秤称,东西路上人追人,追到人时动锅蒸,南北路上狗追狗,追到时就狗啃狗”……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唱的,如果机缘巧合的话,我肯定要买盘唱盘听听。

据讲,那场黄河水把我们这二十多里外周边的黑土地,一下子变成了黄土壤,唯独保留这一丁点黑土。听说那个黄河水可是天上神水,在我们村东南有个大荻沟(当地发音为大立沟),那个洪水来了,村民们却浑然不知。有个好起早的人,看见那树梢上挂着浮浪(漂浮物),感到好奇,于是就喊来诸乡亲观瞧。过了不久才得知,感情是哪黄河水光顾了。细细想来,也不无可能。如果那个村庄正好处于那个死角,自然也就逃过此一劫了。

听说这场黄灾,前屯村可发了财。据说,前屯村有一片枣梨园,上游冲下来的车、牲畜和水稻等漂浮物,经那片枣梨园一阻,那还不全落下。据讲,那个水头虽然没有直接从我们这个地方经过,但也有齐腰深。

从口传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场洪水应该发生在秋天,不然又哪来的水稻的漂浮物。而且洪水到时应该在夜间,要不那大荻沟的人,早上又哪来景致可看。

题外话说过,还是来说说孙殿增。此公如按孙姓辈份来说,应该属于“元”字辈。据说,他的舅舅是本村陈姓,恰巧也是“元”子辈。为了避讳此字,故有“元”变成“殿”也。再多唠叨几句,我们这个地方孩子取名很讲究,祖宗八代都要翻个遍,还要查查亲戚的用字。那个用字绝对不能有相同的,就是有谐音也不行,这可能是对上辈的一种尊重吧。我们这个地方陈和剩是同音,都读作“成”音。我的一个堂哥吃多天的剩饼,为了避讳读出自己的姓,把剩饼说成“旧”饼,你说迂腐不迂腐。

闲话说过,书归正传。此公到了三十岁左右吧,可能是宣统年间吧。那时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叫“董事”,听他的后人讲,当时的董事是陈姓人把持着。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孙殿增也很想做这个董事。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乡级这层机构,于是他到县城走了一趟。不久,他就坐上了董事这个位置,这也属于毛遂自荐吧。据我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那个衙门里有他的至亲好友,二个可能是使了银子,不然哪能这么顺溜。这仅仅是我的臆断罢了,不足为凭。

这个董事也不是好当的,人们不是常说“无官一身轻”吗。据讲,过了不久,我们这地方遭遇了洪灾。周边那些灾民饿的哭号连天,可以说也真到了人吃人、狗啃狗那种悲惨的境地。

我们这地方还稍好一些,但也民不聊生,百姓的疾苦也到了极限。据说,孙家的二百多亩地,还养活不了家中几口人。到了荒灾来时,就开始攉草堆。那个草堆,是麦秆堆积起来的,里面还包裹着遗留的麦粒。就这样,靠着攉草堆,他们一家人,也艰难地过着苦日子。

洪水导致山东地界的人四处逃荒要饭,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这也惊动了朝廷。于是,朝廷的放粮官开始赈灾来了。那个放粮官,可不是针对我这个地方来的,而是往山东地界去的。到我们这里仅仅是路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在赈灾范围,那肯定不是重灾区啰。

孙殿增听说有放粮官路过此地,于是连夜兼程,到了放粮官哪儿,说明了来意。那个放粮官也只是路过,又哪能听你一面之词,连搭理都不搭理。此公见语言打动不了放粮官,就毫不犹豫的跪了下去……要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他为了百姓的疾苦下跪,在那个时代,倒也难得可贵!

也就是他的一跪,感动了放粮官。那个放粮官,不久到我们村实地考察灾情来了。据说村民们是这样来欢迎那个放粮官的:原本身上还穿的整整齐齐地,洗的干干静静的,可放粮官来了,每个村民身上就穿得凄凄零零的。看上去,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那个放粮官看此凄惨景象,不得不放粮。也多亏他的一跪,村民们才死亡的边缘上逃离出来。

也就是他的一跪,此善举感动了上苍。据说他眼看过了最佳生育期,也就是说对自己生儿防老、子承父业也不抱多大希望时,就在近四十岁时,上天赐给了一个儿子,取名兆丰,寓意有可能希望此地风调雨顺吧。

孙兆丰此公,就是我在《该死的日本人》的文章里提到的孙兆丰。此公被日本打伤后,又生活了四五年吧。那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还是风华正茂时,还是因鬼子那一枪,就英年早逝了。

再来说说孙殿增的另一跪。到了民国年间,那时盗匪四起,匪患也动摇了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那民国政府又怎能坐视不管呢,于是派出军队四处剿匪,我在《计杀匪首》的文章里也有过叙说,在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听说,那个剿匪的部队,到了庄上把那些青壮年一并抓了去。然后,村中再出来有头有脸的人物进行保释。若没有具保的,那肯定是贼了。听说,当时村中被抓了四五十个,孙殿增凭借他的威望,把这些人保了十之八九。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十之一二中,还有他们家的一个伙计。于是,他又硬着头皮,低三下四的又前去保释。没想到,那个主事人理也不理。不得己,他的膝盖又软软的跪了下去。在那个时代,他处于那么一个家庭,能为一个伙计下跪,确实不易。听讲,他还有一个亲戚,叫陈庭x,最后那个字也记不清了,是一个不争气、平时又手脚有点不干净的光棍汉。因没有保释出来,不久死在牢里。

此公到了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初十,也就是公元一九四四年,享年七十岁,在家中与世长辞。

人的一生积攒的声誉,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个支撑棒可轻易碰不得。汪精卫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挣来了一身光环。到头来,还不是因做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还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的林彪,天津的张子善、刘青山,现在的从地方到中央被拉下马的那些高官,他们都有一副漂亮多米诺骨牌,还不是他们自毁长城,把那副属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一一推倒了。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你怎样能保持属于你的一个个光环不褪色。说不定你一辈子只做了一件灰色的事情,就把你的光环蒙上了一片阴影。

此公也过世了近七十年,他那副多米诺骨牌,还在村里传送着。那些老者每每谈及孙殿增时,都大拇指一竖,那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