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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72):村里有了小药店

在五五、五六年之前,我们村里是没有治病救人的医生的,更谈不上小药店了。我说的这个小药店,可不是大城市里的专门卖药的大药房,而是一个既瞧病、又兼卖药的这么一个店,那个规则和医院差不多吧。一度很长时间里被称为“医疗点”,现在又换了个招牌,叫“社区医疗服务站”。招牌换来换去,可人们叫习惯了,始终改不了口,人们仍然亲切地叫她为“小药店”。

从解放后一直到九十年代,她的从业人员一直是半耕半医,而且是以种地为主、行医为辅的。文革期间,官方把这种性质的医生叫做“赤脚医生”,现在也没有这种称呼了。“赤脚医生”的称呼早也变成了历史,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嘛。现在平等了,没有了歧视,一律都称医生了,这多多少少给那些在农村行医的人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话说至此会有人会问,在那无医无药的年代,一个上千人的村子里,人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得了病又是怎样求医问药的呢?说起来也够寒心的,据讲,在晚清年间,村里只有一个叫庄士贤的人,此人会点针灸技术,村里人得了霍乱、头疼脑热什么的,都有求于他。这么大的一个村子,他是唯一一个能治病救人的人。全村百姓的命全寄托在这几根针上,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难道不让你的心从头一直凉到脚底吗?

到了民国年间,庄士贤的二儿子庄加桂也学会了针灸技术,他们父子二人凭着几根针,在村里救死扶伤五十年。一直到了解放后,可能是在五六年左右吧,村里才有了小药店,他们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那个年代,我们村子有近两千人,凭着几根针又怎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呢?因此人们有了病的另一种求治方法就是请“香头奶”(巫婆)和“地理”(风水)先生,自以为家中人得了病,全都是那些妖魔鬼怪在作祟,请个“明白人”(香头奶和地理先生)来指点指点,烧把纸或拾当拾当什么的,也许病就好了。有人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一个总结,那就是“求医的扎针,带(请)香头奶的烧纸,请地理先生的,那肯定是调门调窗迁祖坟了”,细想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是到了现代的高科技年代,人们的境界应该不可同日而语了吧,可“香头奶”和“地理”先生却还有他们的市场。不过那都是被医生诊断也无药可治的病人,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就会想到“香头奶”和风水先生来。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说,“死马拿当活马医”,作为亲属的该想的法子都想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亲人去了,心里也就坦然多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会根据一些迷信传说来诊治。比如小孩受到惊吓昏迷不醒时,家长就会端一碗水来,碗上蒙上白纸,一个用手抄水往碗里滴。边滴边说,xx回来吧,另一个家长则答:回来了。一个说一个答,大约四五分钟时间,当那个纸上有水珠在乱动时,小孩的魂魄也就归体了,那大功就告成了。另一个方法是用竹耙,在竹耙上绑上青布,夫妻二人一个拽着竹耙一边大声喊,xx回家吧,另一个则答:回来了。围绕村庄转了一圈,这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往碗里滴水和拖着竹耙转圈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叫“叫叫”,或者称“叫魂”。

如若小孩有夜啼,则会在一张纸上写上“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小儿郎,过路君子来念念,小儿睡到天光光”。还有的写上“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念,睡到日出”。另外有的人家用那“钟馗捉鬼”和“判官”画,放在床上的蓆子底下,来震慑那些妖魔鬼怪的光临等。这些当年人们挺重视的事,在现在人们看来,荒唐可笑极了。

在那个年代,疟疾是人见人怕的疾病,可以说没有人没得过疟疾的,疟疾又称“半天病”,具有周期性。到了特定的时间,那个疟疾就准时的光顾你,你的体温一下子能升高到四十一、二度,烧得你浑身哆嗦。有些人身上就会装上桃枝什么的,据说能逼住疟疾发作。还有的疟疾来了,朝那冰冷的水里一跳,谣传也能治好疟疾。还有的天不亮,身上装着干粮,早早地出去“躲疟疾”,一个人朝那无人的地方,忍受着那疟疾的煎熬。就这样,久而久之导致很多人得了“月母(脾肿大)”,我的大姐的月母有碗那么大。我本人因疟疾大出血,也差点送了命。生于那个年代的人(我的父辈),就是像阑尾炎现在看来是一种小手术的病,那时只有等死的份,更不用说是一些大病了。

以上种种做法,在现代人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又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可生在那个年代又是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的人,无医无药的,人们又能怎么样呢,哎……也只能如此了。

全国解放后,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一个叫张一金的从部队退伍回家。据讲,他在部队因病长期住院,耳闻目睹的,学了不少治病方面的知识,有句话不是说“久病成医”吗,他也属于这种情况。回家后,他就在自家的屋里开了一个小药店。说好听点是小药店,可他哪儿能称个店,据讲那店里的药品总共也不超过一位数。话说回来,有店总比没店的好,有了这么一个小药店,村民们有点头疼脑热的,都有求于他,倒也解决了有病无处求医的尴尬境地。

真正我所知的小药店,是在六二、三年,村里有个名叫孙士礼的和邻村的一个孙浩然的,在村部门朝西的两间泥坯偏房里,合开了一个小药店。据我所知,孙士礼曾在部队服过役,是部队的一名卫生员,可以算得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了。至于孙浩然这个人,他是邻村前屯人,他的情况我不甚了解,据说他的儿科很好,老百姓蛮看重他的。他们合伙搭档也不过一二年,大队就一分为三,一个大队变成了三个大队,孙浩然就回本村行医去了,村里只剩下孙士礼一个人独家经营了。

据我所知,在六三、四年,虽然村里有了小药店,也有了受过培训的接生员,可那个“乱葬坑”的粪箕还是排成了队。在那个年代,如果谁家小孩夭折了,就用粪箕背着,到了可扔的地段,连同粪箕一起扔了,任凭那夭折的小孩猪拖狗拉,也不愿埋在地下。据说,夭折的是不能埋的,埋了主主人家不好。至于有什么样的不好,谁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再说那个扔死孩子粪箕谁又会去捡呢,就这么越积越多,远远望去,那个粪箕有好几个,不用说望见粪箕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谁又上前去察看。那时的我们经过此路段时,非常害怕,能绕道的就绕道走,不能绕道的就硬着头皮往前闯呗。那时的妇女都在家分娩,因血崩母子双双殒命的,也会偶尔发生。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那个悲剧一点先兆都没有,就有可能一下子就降临到你的头上。

到了七十年代,小药店也有三个人,并有了一个专职会计,医生已经可以打点滴了,一般的病已经能应急处理了。不能处理的,也会建议你到集镇或县医院去。在那个时候,病人一般是不打点滴的,吃点药或打个小针也就行了。如果你打了点滴,说明你的病就非常沉重,不像现在,一个伤风感冒都要打几瓶点滴。

自从有了小药店,村里的死亡率渐渐地就降低了。很多可怕的疾病,也慢慢的远离我们而去,那个老粗腿(血丝虫)的病在六十年代就绝迹了。我的邻居一个孙姓老太,那个小腿和大腿一样粗,脚面凸出很高,走起路来像鸭子踩水。那个艰难劲儿,着实让人心酸。

其次没有了“麻子”,那个人见人怕的天花传染病,到了七十年代就告别了人间。还有那个小儿麻疹,家长们再也不放在心上了。

第三个就是水鼓病(肝炎腹水)和痨病(肺结核),在过去都属该死的病,人们再也不觉得可怕了。

最让我们这一代人感到高兴的事,就是疟疾这个病。它虽然一时不能要了你的命,可却能使你疲惫不堪,丧失意志,这种病到了八十年代,也永远和我们人类拜拜了。

以上各种病的绝迹,和服务在农村的医务工作者是分不开的,他们起早贪黑跑遍各家各户,向百姓宣传一些疾病的防治知识和按期发药等大量的工作,那个辛苦劲儿就不用说了。

现在村里的小药店,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专职医生四个,虽然他们不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可他们经过一轮一轮培训,都取得了相应的从医专业证书,可以说个个都是合格医生。小药店有注射室、门诊和病房,还有一些相应的配套仪器设备,整个小药店的一切的一切,是经过有关部门验收的,也成了一个合格的社区医疗服务站,也许不久的将来,像一些外科手术的病也能不出庄,愿我们村的小药店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