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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83):洋冒子庄加丁

“洋冒子”是我们后屯村一个人的绰号,他原名叫庄加丁。

  在我们这个地方,时常见到那些操外地口音的人,就会说“冒(发平声)、蛮、侉、zhao(不知用哪个汉字来比较贴切)”的,意为南腔北调。少年时因不懂“冒蛮侉zhao”是什么意思,我曾请教组里的一位老学究,名叫庄步銮的,他写就一手好毛笔字,在村民们的眼里,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了。他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解了“冒、蛮、侉、zhao”的大概意思:此地称淮阴一带人为“冒子”;“蛮子”则是指江南人;“侉子”是山东一带的人,和我镇只有一河之隔的高流镇,他们那儿的人就是“侉子”;“zhao”子则是指山西人。如果你常听这四个地方的人说话,你就可以分辨得清楚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有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们这地方的人分辨外地口音,对“侉子”音比较熟悉,因为本镇和汊流河西面的高流镇,不仅经济上互通往来,还互结姻亲。因此,只要一张嘴就能听出谁是“侉子”,其他外地口音则分辨不清,由此把除了侉子以外的非本地口音一律冠之为“冒子”。

  闲言少叙,步入正题,说说本村“洋冒子”庄加丁这个人的一些故事。他在村里颇受争议,故事有一大摞,褒贬不一,现据我所知,今天就来说道说道他。

  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多一点,一身横肉,黑不溜秋,劲头蛮大,因少年外出当兵,在外十几年,回来了乡音也改,操了一口很难懂的浙江口音,因此村上人都叫他“洋冒子”。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洋冒子”便成了他的代名词,而他的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据村里人讲,他十几岁就参了军,有人说他是抗日战争参的军,还有人说是解放战争时期,因为他本人已经逝去了,也就无从考证了。我也曾听过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大小战争十几次,也曾和战友闯进了敌人指挥部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并立了三等功,由此他入了党。全国解放后被选拔参加了海军,据说他的驻守地点是在浙江的舟山群岛海域,可能是在六零年前复员回到了家乡。

  当时复员军人回家有一笔安置费,像他这样多年老兵,安置费更是不菲。于是他就仗着这笔安置费,回乡后不思务农,整天寻思着有乐子的地方。此人有很多爱好,会打篮球,有事无事就徒步七八里,到镇上中学的篮球场上找人打篮球,饿了就在镇上的小商店买点糕点吃,渴了则花个一二分钱买碗白开水喝。听说他当时“花钱如流水”,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当购物甩出一块钱要找零时,他就操着一口“冒子音”说,找它干啥?一毛二毛的,可见大方极了。

  其实我估计那时他的安家费可能也不过几百元钱,可在五六十年代,对农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可再多的钱也禁不止他这样坐吃山空啊,也不过年把时间,他那几百元钱便所剩无几了,再想穷大方已经不可能了。当他再次拿钱到村里小店买东西需要找一分两分给他时,旁边就有人学着他当年的腔调说,找它干啥,一毛两毛的。如果对方是晚辈,他就骂上几句,如果是平辈,也只有红脸的份了。后来被大家伙重复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无所谓了。

  人们常说“饱思淫”,也有可能是这笔安家费在作怪吧,不久传出他和村里的某些妇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至于在后来“文革”时,成了开除他党籍的一条重要罪证,这是后话。

  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家家穷得锅碗叮当响,在村里想借一把粮食一捆柴火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们常说,人穷失志,村里不断传出某某家失窃,某某人是贼。不久传出了洋冒子也是一个毛手毛脚的人,据说当场被逮了个现形,这也是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的另一条主要罪证。

  洋冒子平时脾气比较暴躁,力气又蛮大,和人拌嘴三言两语就要动粗,还放出狠话,要拧断别人的脖子。说实话村里人倒还真的怕他几分,遇到和他拧的时候,只好忍气吞声的离开。

  一转眼文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1967年是高潮期。那是个无理斗争的年代,只要对你有意见,凭空也能捏造出点事来,整死你没商量。

  想整死“洋冒子”的人大有人在,何况“洋冒子”还有诸多劣迹,那大字报上列数了他的数十条罪状,对他来说招招致命,就这样他被开除了党籍。

  开除党籍不是说开就开的,也要经过一些程序。可能是1971或者1972年吧,县里的领导因为他的党员问题亲自到了他家。具体说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后来听很多人说,县里的人问他的党员还要不要。他操着冒子音说,要他干啥,能挡饱还是能挡饿?就这样他的党员被完完全全除了名。

 “洋冒子”就这样失去党员的资格,成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倒没看出他情绪上的低落,平时怎样还是怎样,倒没有人因此歧视或看低了他。

  “文革”时期,村里的民兵组织比较活跃,操练民兵要喊“一、二、一”什么的。他是从部队下来的,有这方面的知识,组里的民兵组织便交给他操练。那时村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小洋号”(军号),“洋号”在别人嘴上只能吹呜呜声,可到了他嘴上,便能吹出冲锋、撤退的号音来,不愧是一名老兵。

  他也曾看过青,这个工作一是防止牲畜糟蹋青苗,二防止贼偷盗地里的粮食。他看青非常严厉,铁面无私,甚至六亲不认。只要被他逮到了,他的黑铁脸冷刷下来,那人可就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此人嗜酒如命,一天三顿酒,每顿半斤多。头一晚醉的吐了血,那尿尿了一裤裆,第二天早上还要强喝半斤补补,他说这样酒量可以不减,不会厌酒。

  大集体时,我曾跟他斗过酒。有一次我家有个砌墙头的活,因请不起人打清工,我一个人一把水一把泥;一时上面一时下面来回辛苦地在做,他看见了便过来帮个忙,忙完了我便虚让一下:“在这里吃吧?”。那时家里没有下酒的菜,只有几个红辣椒,几根葱和盐巴,他问你家有酒吗?有酒就行。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你一盅就着辣椒,我一盅就着葱,辣对辣,辣的嘴麻麻的。两个人两斤多白酒不到半个小时便下了肚,双双醉倒。而且此人喝酒有个坏毛病,就是吃酒从不吃菜,他自己不吃菜就算了,还不准别人吃菜。可我不行,我易醉酒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村里人办酒席如果是他第一个坐在桌上,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是惧怕他的酒量,而是惧怕他不给人吃菜。

  “洋冒子”还会讲书,大集体时夏天有三几个在一起乘凉,不用开口邀请他就开腔。他最擅长讲的是《烈火金刚》,当中有个人物叫肖飞。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讲的是肖飞抢了敌人的一部汽车,在“洋冒子”嘴里立刻变成了“肖飞打(拉)动方向杆,脚蹬击发器,就bibi(的的声)……说到就到来到了肖家镇”,讲得十分传神,村民们可爱听了。还有他还会唱《梁山伯和祝英台》,一句“梁兄……”,一声“娘子……”,一个黑老头竟唱出了女声来,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除此以外,他还是个剃头匠,没听说过他有过师傅,可能是自学的吧。他的剃头技术我可不敢恭维,那时很多老者都是剃秃头的,他那个剃须刀一刀下去从后面能刮到前面,经常会在人的脸部和头部打了个掌(划破)。他就会说没关系,然后就用剃须刀在你的脸部刮点皮屑,朝那个伤口处一摁。然后又说,这比刀枪药还管用,弄得人哭笑不得。那时剃头是挣工分的,偶尔也有外队的人来找他剃头,不过剃一回头也就五分钱。改革开放后再也没有人找他剃头了,但他的剃头技术还没丢下,剃头对象变成了即将离世的老人。

  细算起来,他家鼎盛时期的家庭成员有一个老父亲,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媳妇,还有一个孙女,若加上他们夫妻两个,一共九口人。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老父亲逝去,儿媳因为儿子长得不出色而离了婚,儿子不久也病逝,有一个孙女在九十年代中期嫁给本村的一个小伙子。一家八九口人,最后只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度过晚年。幸好,他家里有几亩地,每年有一定的复员军人补助费,还享受低保补贴,逢年过节民政部门还会过来慰问,给一些相应的米面等物资,他的晚年生活还算是衣食无忧的。

  此公于200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他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吧,恕我不能一一详尽说完。古有“盖棺定论”之说,他的人生,都已经融入了那个时代大潮之中,是非曲直,一切留与后人评说吧。

父亲的回忆(82):久病成医孙如良

人们常会说“久病成医”,意思是说,若一个人多年常卧病房,常见医生是怎样行医问诊的,耳闻目睹多了,自然也会看一些小病什么的,没想到我们村也有这么一位。他不但由最初的能看些小病,而且后来成了一名主治医师,医道还十分精湛。他就是我们村四组因常年住院而久病成医的孙如良。

孙如良生于1929年正月,只有小学文化。在那个年代,在我们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在战争年代,没听说过此公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

根据其家人提供的资料来看,1949年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此公参加了一项治理水利疏浚工程。因表现突出,当场被领导钦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也等于人们常说的“火线入党”吧。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当时岺东乡的青年书记。

1952年区委调他到当时的岺北乡任助理员,如果去了,应该有好的仕途。可就在这时,他刚刚四十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可家中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为了承担起老大的责任,他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也就在这同年,国家提倡全民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他积极带头,主动捐出了八斗粮食,在现在看来,八斗粮食也许微不足道,可在当时,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

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动员群众把家里的余粮卖给国家。据讲他又是第一个带头,并且动员族中人,共同响应国家的号召。因他的带头,给当时的领导工作,带来了诸多的方便。也就在同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他作为当时的一个小头头,动员族中7~8个农户,率先成立了互助组,受到了当时领导的好评。

1954年,我们村有了初级社,他是当时的初级社副社长。1956年村里成立了高级社,他被任命为当时的屯东(后屯被人为分为东西两个生产组织)生产大队长,同年因和主要领导不和,愤然辞职。

1958年,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他又被重新任命为当时的长荣大队的副业厂厂长。就这样在和领导不和中干到1960年7月。当年,上海煤矿局徐州第一煤矿进井处向农村招一批挖煤工,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家乡,到了徐州成了一名挖煤工人。

到了煤矿不久,因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井下掘进工班长。1968年他所在的单位改编为部队建制,他被任命为连指导员。可能也就在同年,他在井下作业时,发生井下大量渗水事故,据讲那个水最深处有二米多深,幸好那时他落在比较高的地方,可身子也全部浸泡在千年不见阳光的水里。不知浸泡了多少小时,又幸好被国家矿难救援队打捞了上来,逃过了一劫。

他就这样住进了医院,生命得救了,可十分惧怕寒冷,可能是被冷水浸泡的缘故吧。此时的他,每个关节都像散了架,浑身每个时刻都在嗦嗦的发抖。幸好遇到精通此道的医生,把他埋在不知有多少度的沙子里,就这样他身上的寒气渐渐地被清除了,身体也慢慢地好转起来。

在住院期间他结识了一名老中医。因他平日在家时会点皮毛的针灸技术,祖上不知何年留下一本医书,无聊时他也会拿过来随便翻翻。没想到在和老中医对话中,却非常符合老中医的胃口。

机遇来了,一方面因身体原因不能在井下作业了,你得为今后的生计打算啊。另一方面,正巧当时的矿务局职工医院紧缺医生,他又有这个意愿,又得到了领导的默许,就这样他跟着老中医学起了医术。

他就这样边看病边学起了医术,没花多长时间,那个“汤头歌”也熟烂于心。治了约二年的病,学了二年的医,没经过一天正规院校的学习,就这样他取得了行医资格证。

1970年,他在本单位工程处医院任中医师,1973年调任大屯煤矿医院任中医师,1979年回到了家乡,被调到了本县庙头镇医院工作,任中医师。到了1980年,从医也不过十年光景,就到了退休年龄。就这样,他回到了本村颐养天年了。

在家不用说,他也会用他所学的医道为乡亲们来排忧解难。此公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下下象棋,几乎村里的象棋手都被他下了个遍,我也曾在无事时和他杀过一两盘。

此公于1997年病逝,享年68岁。

父亲的回忆(81):炮楼底陈家

话说在二三十年代,那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地盗匪四起,人们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那些零散的住户纷纷向大村子靠拢。大村子为了自保就筑起了形态不一的土圩子,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匪来侵扰。

圩子里的人,大都是一个大家族和一些小户。像我们镇的郑圩庄,那圩子里居住的是郑姓一族人。还有我们镇的王圩、左圩、张圩等,不用说就知道里面住的是王姓,左姓和张姓族人了。

圩子主要起防御作用,但不能阻挡土匪来袭。因此,有了圩子还不够。于是在圩子边的某一点上,构筑了瞭望台或者炮楼什么的。有了这些东西,虽然不能打击那些强悍的土匪,但是起码对那些来犯土匪起到了震慑作用,对那些小股土匪也能硬对硬地干上一场。

在那个年代,后屯村有两个土圩子,一个是以庄姓为主建起的一个大圩子。在当时,就算到了现在,住在大圩子里的还会称是“大圩里”的。我们家当时就住在大圩里的东圩门口,一说东圩门口就知道是我家了。天长日久,这个“圩门口”就成了当时我家的代名词。

在大圩子的东面约二百多米地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土圩子,住着陈姓、仲姓和朱姓,人们习惯称那儿为“小圩里”。居住在那儿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称自己为“小圩里”的人了。

小圩子的东首居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名叫陈松田。家中颇有些田产,大概有一百多亩吧,也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地主了。陈松田育有三子,大儿维坤,次子维桐,三子维严。

据讲陈松田这个人可能在三十年代当过国民党的岺东乡乡长,时间约一年多吧。因当年潘胡村的潘大开、潘二开两个匪首,从我们村的东北拽来了一个“女财神”,苦主向他来要人,可他无能力对付这两个匪首,最后还是由前任乡长庄长江来摆平这件事,具体是怎样摆平的,我在《老乡长》这篇文章里有过详细的叙说。据讲他还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导致他一年后,又把乡长这个位置又让给了庄长江。

据他的后人讲,他们家虽然有良田百亩,也雇了好几个长工,可日子并不好过,平时吃的是山芋干稀饭,鱼肉也只能在逢年过节或来个亲戚什么的才能吃得上。

可在那个年代里,怕的是土匪明火执仗的来抢掠,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此,你得时时刻刻防止土匪盘算你。

于是陈松田就在紧靠自家的圩边,自己出资筑出了一个高约十来米的炮楼。那个炮楼没有什么钢筋、混凝土,也不过用几十块方砖垒起来的,对外有好几处枪眼。美其名曰说是炮楼,依我说最多能算得上一个瞭望台罢了。

不过有了这个炮楼那些零散土匪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炮楼底”就成了陈家的代名词。也就是在这炮楼底下,在三十年代末期,在后屯庄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谋杀事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的另一篇文章《记村里的一次谋杀事件》中去追寻。在那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村里陈登保如何被谋杀的一些真相。

经过这次谋杀事件,炮楼底陈家一下子名声大震,可也给这家的主人——陈松田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不安。这次谋杀事件毕竟是在自家的炮楼底发生的,还和自己的长子维坤有莫大的关系。可他又能怎么的,也只能整天在那烦恼中渡过。到了四几年还不到六十岁他,撒手离开了人世。

虽然现在炮楼早就没有了,可陈家还在。“炮楼底”这个陈家的代名词,到了现在也没有几个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只有那些老者在一起还会谈说着呢。

父亲的回忆(80):一对兄弟赌徒的命运

今天我讲的是一对姓徐的兄弟赌徒的故事,老大叫徐宝山,那老二则叫徐宝元。他们兄弟二人原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徐州市的新安镇某地。

据讲,他们的父亲也曾是个红极一时的人物。在日本兵占据新沂时,曾做过日本皇部队的大队长。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哪能能容得下这样满身血债的“汉奸”存在,于是就毫不留情的把他们的父亲镇压了。

我们村有个名字叫窦洪生的。因在家排行老大,人们习惯称呼他为“大老窦”。四十年末,他在潼阳县政府里当跑腿,可能就是做一些杂事的工人,一直单身。后来经人撮合,宝山、宝元的母亲就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嫁给了大老窦。

我们这地方刚解放不久,潼阳县合并到沭阳县,大老窦就这样失了业。于是就带着他们母子三人回到了后屯村,并从此定居下来。

据讲,大老窦家有供村里人带着一种娱乐性质的小赌场,兄弟二人从小耳染目睹,不久学会了各种赌具,并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时间不饶人,他们兄弟二人转眼间长大成人,个个长得一表人才,可就是没有人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们兄弟俩。一个原因可能他们好赌,闺女嫁过去,不知未来咋样。二个是小门小户的,三个那还是讲究成分的年代,闺女嫁过去,等于一辈子抬不起头。不用说等于把自家闺女推进了火坑,因此没有媒人上门说媒。可能是因为没有媳妇儿管着,兄弟二人开始放浪形骸,就这样混入了赌钱场这个行当里,而且一赌就是一辈子。

先来说说老大宝山吧。

老大徐宝山,个子约一米七零,脸皮白净,平日里和人交谈,说话是句句在理。叫听的那些人,心里头说不出的舒服。而且平日里见到那些老人啊,都是爷啊,婶啊地叫着,如若遇到大两岁的,就哥啊哥啊的叫,小两岁的,就一口我弟我弟的喊。那些礼貌用语用得恰到好处,听得人心里甜甜的。可是一到赌钱场上就不同了,各种能用的招式都用了,目的就是一个,用尽各种手段,把其他人的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据讲,他能当众人的面,把那用于赌钱的“宝子”给换了,这我只是听说。不过,我曾见过他把那用于赌钱的黑面纸牌,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称为麻雀牌,来回的洗了几遍,就这样他能把自己需要的牌拿到手。赌的多了,难免也会失手,一次被他的一些赌友逮着了,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据说有段时间,宝山实在是窘迫了,可是赌瘾上来了,又想和别人赌。于是他就使了个招儿,就用棒皮(玉米皮)和钱混合装在一个口袋里。有知道他现状的人说他没钱,不愿和他赌。他就把手伸进口袋里,操着还未改掉的侉子音说:“我钱多着呢!”于是用手捻那棒皮,棒皮发出沙沙声,给人的感觉是不知他身上多少钱呢。一场局赌下来了,赌输的他,被人逼着交钱。他低着头,像死了十八代祖宗似的,就是不掏钱。后来被逼急了,只好红着脸实话实说没钱。可是和他赌钱的人就不让了,说刚才明明听到你口袋里有钱的声音,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没得看法,只好掏出一叠棒皮出来,就这样他就露了馅。可是毕竟是本村人啊,只好就算了,就这样他的人品在本村就坏到家了。

附近几个县的赌场人,没有人不认识徐宝山的。他除了好赌之外,还有一个生存的本领,那就是唱书。他拎着一个小鼓和一个小锣往那街头一坐,小锣的声音配合着那鼓点,就这样一场古代或者抗日、解放战争时代的故事就开唱了,让人听得那叫一个入迷啊,句句入神。唱书的人,也是唾沫直飞,一场下来,也能弄个可观的一笔钱。而且那些唱书的人也有个绝招,就是到了拿签(钱)的时候往往要卖个关子,听书人为急于知道下面的情节,就纷纷把钱掏出来。据说当时有个陈瞎子,唱书时就会卖关子,有一句唱到“一马撒到高楼上”,他就停下来,拿起大烟袋只顾着抽烟,急的那些听书人只想知道那马怎么下楼的。可是随你怎么干着急,就是不接着讲。等到一签过后,大家给完了钱,陈瞎子这时才深深得吸口气,唱到:“人能腾空马驾云。”这一下不就对上了吗?

闲话别过。文革期间,那是靠工分吃饭的时代,一个人外出必须得请假。宝山外出比较多,一回来就被村干部逮个正着,连人带着锣鼓一起被带到了大队部,一场批斗会又开始了。什么赌钱,不务正业,未经允许私自外出,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一场批斗会过后,那个小锣小鼓也随之被没收了。

此公于九十年代得了半身不遂,右手已经不能拿牌了,可是他用碗装上小麦子,用左手把那纸牌插在小麦上。就这样赌了一辈子,过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宝山的一生如此,他的兄弟宝元和他也很相似。

那个宝元个子大概有一米七六左右,不用说也是一生好赌,不过赌钱的人夸他的赌品还算不错,大概是他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去骗人钱吧。不过此人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老实,值得人信任,平时在村里借贷,很多人也愿意借给他。他也曾向我借过多次钱,我也犹豫过,不过后来他都按时还了。

此公平日里喜欢唱书、讲书,现在的他约七十四五岁,同样也得了半身不遂,孤苦伶仃的他住在远离农户的三间房子里,出门行走还得靠着拐杖,一步不挪四指,平时没有人送口水给他,更没有看望他。当这个画面呈现在你面前时,那种心酸不由得从心底升起,心里总感觉要怎悲凉就怎悲凉,哎—-怨谁呢?估计他的寿命也不长久了。

这对兄弟,尤其是宝元,多多少少给村里带来了不少乐趣,同样也给村里带来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可能不久之后,徐姓之人就要在村里消失了,让人感到很遗憾。

后记:徐宝元于2013年八月三号那一天中午,外出到屋后拾柴火,不慎跌倒在一棵小树下,据知情人讲,那天是三十六度高温,为了自救,他双手拽着那小树想站起来,可小树承受不住他百多斤的身躯,只好拽着那颗小树转起了圈圈,那个地面被他转的明光水滑的,可就是没有站起来,当被人发现了,已经暴毙在烈日下,据说,他的身体都不能碰了,一碰那皮就脱落了,没得办法,人们只好草草用他平时盖的棉被把他裹起来,送到了殡仪馆火化,村里没举行任何仪式就把他安葬了。

父亲的回忆(79):老营长

在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也算是革命老区了。那时大环境非常不安定,因此,在那特定的环境下,村里有个护卫村庄的组织,叫“模范队”,可能就是现在民兵组织的前身吧。后来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分出了一个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有了相应的各种组织,民兵营作为生产大队的配备组织就这样产生了。不过,让我困惑是,这个组织是那样的不健全。比如说一个民兵营只配备营长和排长,没有连和班的建制,更没有其他编制人员。我想可能因为是和平年代吧,有这么一说,有个交代就算了。

民兵营在文革期间比较活跃,整天操练跌打滚爬什么的。有段时间村里还成立了一个“武干排”,全称叫“武装基干民兵排”,而且每个民兵配备了枪支。“武干排”白天训练,晚上就把枪支朝村部屋里一放,最后保护枪支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一把铁锁的身上了。幸好当时没有遇上不法之徒,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闲话先搁置一旁,下面我来说说村里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庄加尧,就是我要说的“老营长”了。在村里他也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一米六多一点,脸上是典型的农民古铜肤色。可精气神十足,腿脚勤快,声音洪亮。此人故事多多,用现在的流行语说,他身上也有诸多的“正能量”。最近我和他唠嗑了一些家常,下面就听他来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我在少年时,也就是在13虚岁时,一个春天的早晨,还在熟睡的我,突然被母亲吆喝起来推磨。推磨这个罪在改革前谁都受过,因为一天不推磨,一天就得空着肚子,在那个年代特别在农村,没有任何加工粮食工具,唯一的的只有靠磨了,我就这样陪着母亲围绕着磨转起了圈圈,推磨的我身体醒着,可眼睛却迷糊着。推着推着,我的睡意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我把磨棍一下子插在了面糊里,不用说把面糊弄脏了。”

“由于被母亲打怕了的缘故,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磨棍一丢,撒腿就跑,到大人找不到的地方躲了起来。到了东南晌,约十几点钟,饿得饥肠辘辘的我,就偷偷潜回家拿了一张煎饼,边吃边走就去找‘沭河大队’了”。

“这个‘沭河大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武装,大队长名叫王通吾。听说部队驻扎在阴平镇,我就徒步七八里到了镇上。谁料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麦墩的村子,于是我经过别人的指点,不择路径又赶了七八里才追上部队。我记得那是四一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就这样我参了军。”

“当天我尚未被编入连队,更没有军装,也就是说不是一名正式的军人。因年纪小,被临时安排在伙食房打杂。没想到在第二天,部队就和鬼子干了一仗,那个时候也不知什么叫怕什么叫不怕,就这样,我随着部队东一仗的西一仗打了下来,不知打了多少仗,不知走了多少路,更不知受了多少艰辛,就这样我在部队一天天长大成人,而且很幸运地生存下来。”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鬼子投降后,我到了一个‘独立旅’野战部队,具体什么番号,因年代久远,我也记不起来了。

内战时期我和部队一直打到了东北,一直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时期,我也曾入过朝鲜,和美国佬打了三年。”

他说他在部队一直在“军需股”做管理员的工作,相当连级干部,在部队没立过赫赫战功,奖章之类倒得过不少,五五年复员回乡务了农。

听他这样一直叙述,语气是那样的轻松,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的一样。我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可是也不难想象他在部队的十几年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那面对的可是真枪实炮,每天在和死神较量啊。还有冬天凛冽的寒风,夏天燥人的酷热,不及时的饭菜,更有脚下奔命的千里行程,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三味。

复员回家之后,他曾当过生产队长,做过治保主任。在做治保主任期间,还破过几个案件,一个是八组的黄豆盗窃案,还有的是二组陈松斗家的生猪被盗案,受到了当时治安股(那时还没有派出所)的好评。我想若是现在,他的事迹肯定会见诸报端,可能还要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由于涉及到当事人的声誉,在此我就不过多叙述事件的详细经过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当上了民兵营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直干到满头白发,由年轻的“营长”干到了六十花甲的“老营长”,就这样,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老营长”、“老营长”的叫,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到了现在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老营长,倒也表示了村民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老营长今年也是八十九岁的高龄,眼不花耳不聋,腿还是那么勤,国家给了他相应的一些生活补助。听说有可观的复员军人费,还有入朝参战老兵补助费,今年还有抗战时期入党的年关慰问金等,平时也是尽享天伦之乐。老营长是一个有功之臣,愿他能幸福得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