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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75):首任支部书记蒙难记

总想写点本村首任支部书记吴伟荣的故事,可是每每提起笔来,心中无不万千感慨,为他不公平的命运,为他刚直的为人。虽然如此,我对他的了解还是甚少。无奈之下,在闲暇时光,我走访他的家人和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希望从他们的简单的语言碎片中,逐渐还原这位本不该那么早逝去的首任支部书记。

他的长子叫吴以明,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几年前不幸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记忆力也稍稍有些减退,不过口齿还算清。他说:“我的父亲吴伟荣生于1922年,可具体某月某日就说不清楚了,如果现在他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有91岁了吧”。顿了顿,他又说:“我们家是贫苦人家,父亲不识字,老父具体是哪一年从军,又是哪一年入党,参加些什么战斗,好像父亲也曾提到过一些,因我得了脑血栓这个病,记不起来了”。

在吴以明那里,我只能获得这些信息了。没得办法,我只好继续走访当年和吴伟荣共过事的、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吴伟荣可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军的。他始终在当时的沭阳地方武装“沭河大队”当兵,据说是给“沭河大队”大队长王通吾家哄小孩。我想,一个老大爷们怎能给人家哄小孩。我猜测,可能他喜欢小孩,有事无事逗逗罢了。据我推断,他当时可能是王通吾的勤务兵。能给这样的人物做勤务兵,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吴伟荣肯定是一个靠谱的人。

解放后,吴伟荣就复员回家,当上了当时还是“长荣大队”的副书记。62年“长荣大队”分为三个生产大队,即水库大队、潘胡大队和我们本村后屯大队。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当上了后屯大队的首任支部书记。

据当年他的同事说,吴伟荣的脾气非常暴躁,工作起来,不讲任何情面。因此也伤了不少人的心,也得罪了一些爱记仇的人,这也在文革中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1965年的时候,支部改选,因考虑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就把自己的一把手职位让给了他精心培养的、既年轻又有文化,刚刚复员回家的仲伟兵。自己则退居二线,当起了副书记,一心一意辅佐仲伟兵的工作。

1966年底,“文革”来了,我们村有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年春,村里的大队干部统统被“靠边站”,批斗开始了,下面这段历史我就清楚了。

记得当年在批斗场上,吴伟荣身上贴满了大字报,喊打倒他的声音震天响,他的种种“罪状”也被罗列出来了,还说他是一个拐枪投敌的“叛徒”。叛徒是政治罪,对叛徒是不能仁慈的,于是就对他动起了粗。他忍受了拳脚的疼痛,于是又接着戴高帽子游庄,对他精神上实行了打击。

试想,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怎能忍受这样天大的侮辱?于是,他横脾气一上来,就和红卫兵们枪对枪,刀对刀得干了起来。怎奈,那时全国上下都是黑白不分,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一个单枪匹马的人,怎么能斗得过一群人?自然也很快败下阵来,就这样他被打倒了。

被“打倒”的他,再也没有“站起来”。暴躁脾气的他,把这一口怨气闷在胸里,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得了病,于71年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只有四十八岁。

1971年后,“文革”高潮逐渐趋于平静,人们基本上过上了平静的生活,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也陆陆续续得到了平反。

不久,上级也对吴伟荣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一致认为指证他的都是一些不实之词。于是在1976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由公社干部带队,率领村中所有大小官员,来到了吴伟荣的坟前,郑重向这位蒙冤而死的老书记宣布,当年对他的那些“罪状”一概作废。从此他的冤屈得到了昭雪,他的儿女们也站直了腰杆,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怨气。

现在,后屯村经过老一辈人的奋斗,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饥饿型,逐渐转变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温饱型,又有温饱型转变到了现在的小康生活。住房条件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祖祖辈辈居住过的泥坯草房,到了八十年代的砖瓦结构平房,再由砖瓦结构的平房,到了现在钢筋混泥土结构二层楼房。老一辈人的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梦一般的城市生活,在我们这一辈实现了,老书记,您在天之灵也可以宽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