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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79):老营长

在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也算是革命老区了。那时大环境非常不安定,因此,在那特定的环境下,村里有个护卫村庄的组织,叫“模范队”,可能就是现在民兵组织的前身吧。后来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分出了一个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有了相应的各种组织,民兵营作为生产大队的配备组织就这样产生了。不过,让我困惑是,这个组织是那样的不健全。比如说一个民兵营只配备营长和排长,没有连和班的建制,更没有其他编制人员。我想可能因为是和平年代吧,有这么一说,有个交代就算了。

民兵营在文革期间比较活跃,整天操练跌打滚爬什么的。有段时间村里还成立了一个“武干排”,全称叫“武装基干民兵排”,而且每个民兵配备了枪支。“武干排”白天训练,晚上就把枪支朝村部屋里一放,最后保护枪支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一把铁锁的身上了。幸好当时没有遇上不法之徒,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闲话先搁置一旁,下面我来说说村里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庄加尧,就是我要说的“老营长”了。在村里他也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一米六多一点,脸上是典型的农民古铜肤色。可精气神十足,腿脚勤快,声音洪亮。此人故事多多,用现在的流行语说,他身上也有诸多的“正能量”。最近我和他唠嗑了一些家常,下面就听他来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我在少年时,也就是在13虚岁时,一个春天的早晨,还在熟睡的我,突然被母亲吆喝起来推磨。推磨这个罪在改革前谁都受过,因为一天不推磨,一天就得空着肚子,在那个年代特别在农村,没有任何加工粮食工具,唯一的的只有靠磨了,我就这样陪着母亲围绕着磨转起了圈圈,推磨的我身体醒着,可眼睛却迷糊着。推着推着,我的睡意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我把磨棍一下子插在了面糊里,不用说把面糊弄脏了。”

“由于被母亲打怕了的缘故,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磨棍一丢,撒腿就跑,到大人找不到的地方躲了起来。到了东南晌,约十几点钟,饿得饥肠辘辘的我,就偷偷潜回家拿了一张煎饼,边吃边走就去找‘沭河大队’了”。

“这个‘沭河大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武装,大队长名叫王通吾。听说部队驻扎在阴平镇,我就徒步七八里到了镇上。谁料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麦墩的村子,于是我经过别人的指点,不择路径又赶了七八里才追上部队。我记得那是四一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就这样我参了军。”

“当天我尚未被编入连队,更没有军装,也就是说不是一名正式的军人。因年纪小,被临时安排在伙食房打杂。没想到在第二天,部队就和鬼子干了一仗,那个时候也不知什么叫怕什么叫不怕,就这样,我随着部队东一仗的西一仗打了下来,不知打了多少仗,不知走了多少路,更不知受了多少艰辛,就这样我在部队一天天长大成人,而且很幸运地生存下来。”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鬼子投降后,我到了一个‘独立旅’野战部队,具体什么番号,因年代久远,我也记不起来了。

内战时期我和部队一直打到了东北,一直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时期,我也曾入过朝鲜,和美国佬打了三年。”

他说他在部队一直在“军需股”做管理员的工作,相当连级干部,在部队没立过赫赫战功,奖章之类倒得过不少,五五年复员回乡务了农。

听他这样一直叙述,语气是那样的轻松,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的一样。我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可是也不难想象他在部队的十几年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那面对的可是真枪实炮,每天在和死神较量啊。还有冬天凛冽的寒风,夏天燥人的酷热,不及时的饭菜,更有脚下奔命的千里行程,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三味。

复员回家之后,他曾当过生产队长,做过治保主任。在做治保主任期间,还破过几个案件,一个是八组的黄豆盗窃案,还有的是二组陈松斗家的生猪被盗案,受到了当时治安股(那时还没有派出所)的好评。我想若是现在,他的事迹肯定会见诸报端,可能还要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由于涉及到当事人的声誉,在此我就不过多叙述事件的详细经过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当上了民兵营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直干到满头白发,由年轻的“营长”干到了六十花甲的“老营长”,就这样,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老营长”、“老营长”的叫,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到了现在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老营长,倒也表示了村民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老营长今年也是八十九岁的高龄,眼不花耳不聋,腿还是那么勤,国家给了他相应的一些生活补助。听说有可观的复员军人费,还有入朝参战老兵补助费,今年还有抗战时期入党的年关慰问金等,平时也是尽享天伦之乐。老营长是一个有功之臣,愿他能幸福得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