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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78):光着屁股参军的陈登新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那时,我们这个地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些相应的抗日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地在为军队做着捐钱、捐物、征兵类的工作。

那时候的参军,不像现在这么严苛。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当个兵,不知要走过多少门坎,还要上下打点打点关系,有的甚至要花个五六万才能如愿入伍。而在那个时候,只要这个人是拿得动枪的,家中兄弟是两个以上的,都在征兵动员范围之内。

话说,在我们村南面有一个远离主村约二三百米的小村子,名叫“野场庄”,那儿有两兄弟,大哥名叫陈登秀,小弟唤作陈登新。那时的陈登新只有十四虚岁,念了几年私塾,因家里比较穷,只好回家做一个父母的小帮手。可能是营养不足吧,他的个儿比同龄人矮了许多。

征兵工作开始时,作为年长两岁的哥哥,自然属于动员参军的对象了。可是老大已经订婚了,自然不想去,而此时这个老小不知天高地厚,就跟老大说,我当兵去!一家兄弟俩,一个想当兵,一个不愿入伍,于是兄弟俩就瞒着父母达成了协议。

在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某一个上午,浑身赤裸(即便在我儿时这种现象仍多的是)的陈登新正在田里放猪。部队征兵的人到了村子里,不用说有人通知了他们。不想当兵的哥哥,于是慌忙跑到地里把他替了回来。

据知情人讲,当时他没有进家门,浑身赤裸地被带到村上。当时村里的农会长庄士康看见他一丝不挂的样子,就给了他一个裤头和一件小褂子。就这样,陈登新参了军。

据讲,陈登新当时的部队隶属于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他在十二纵三十五旅某个卫生队当一名卫生员。

也就在他当兵的这一天,陈登新的父亲陈连英得知小儿当兵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而是满腔的愤怒,他满庄追着农会长庄士康要儿子,可庄士康哪儿有儿子可还他。可在那此情此刻,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唯一的办法,一个字就是“躲”。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动员一个人参军是多么的不容易。

也就从这一天起,村里多嘴的人编了陈登新的一些不实故事来,说他在部队是学吹号的,那个号声一响,那个号手就成了敌人的靶子,敌人的子弹专打吹号的等。陈登新的母亲听了你一言我一语,那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这样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就生了病,五十三虚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

据其家人叙述,他后来在解放军20军58师里继续当一名卫生员。全国解放后,抗美援朝开始了,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据讲,这个58师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威风,美国佬听见了58师来了,都吓得闻风丧胆,就这样58师在朝鲜战场上,成了解放军的一个“王牌师”,陈登新在那个时候当上了卫生队的副班长。

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回了国,不断的进修,先后分为三次,每次三年到学校接受培训,后来成了一名合格的医生,并逐渐由医生走上了领导岗位,直至最后当上58师医院的院长。可想而知,其中的辛甜苦辣,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品出其中的三味了。

1977年时,他荣归故里,和当时还健在的庄士康碰了个满面,难免会回忆他们当年入伍的情形。忽然,庄士康说:“你还少我两件东西,你得还我”。陈登新听了一头雾水,忙问:“我少你什么”?庄士康答:“你少我一个裤头和一件小褂子。”陈登新一下子想起来了,两人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时,他还参加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具体立过什么战功,我就不得而知了。

1997年他二度回家,可儿时熟知的伙伴,都也一一离开了尘世。可以说,有着说不出的伤感,也只有匆匆的来,匆匆的离去了。

因没有此公在部队的详细资料可供参考,他的故事也只能听他的侄儿陈广云简单的叙说,我也只能简单地把它记录下来。听他的侄儿讲,他现在居住在浙江余姚,和他也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人知道他晚年的生活怎样,如若还健在的话,愿他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父亲的回忆(77):庄士康二三事

在之前的许多篇文章里,我曾多次提到过庄士康这个名字,这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故事呢?今天有点空闲就来聊聊他吧。

他生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也就是我在另一篇|《前五、后五》的文章里,曾提到的老四庄步庸的儿子。庄士康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也应该受到和谐的家庭熏陶和良好的教育。可是他的父亲有一个不良嗜好——好赌,一旦赌输了就去卖土地,等到了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家中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完完全全地加入到了无产阶级队伍阵营,成了一个中农户,就跟《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一样,这是后话。

话说,年轻时的庄士康,也曾和他父亲一起在赌钱场上鏖战过。后来大概在1940年左右,我们这个地方有了党组织在活动,并出现了地方武装组织“沭河大队”。于是他离开了赌场,参加了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活动,曾任村农会会长等职,因工作积极,于194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地方上工作了四、五年,到了46年,国民党过来了,和共产党沾上边的那些人,自知国民党来了自己没好果子吃,就随着大军向山东一带北撤。我们这地方的人把那次的大规模撤退称作“北上”,庄士康就这样随着大军到山东一带打起了游击。

此地解放之后,他又回到了本地,被组织上安排到本乡袁滩村出任支部书记,干了约二年时间,又被调到本乡银行(信用社),任银行主任一职。后来又相继干过本乡的民政股长,治安股长等。

话说他干过的这三个职位,可都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衙门。比如银行行长,那可是财神爷干的活,大家伙对这个“财神爷”自然是趋之若鹜了;而民政部门,那是发放抚恤的单位,不用说登门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了;再说治安股(可能到了八十年代,撤了治安股,有了派出所),那是管社会治安的,那些犯了事的人的家属,自然会“人托人”地找到他,那些人目的所在,就不用我说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能找他办事的人,不是他的亲属就是要好的朋友,这些人的面子是很难驳掉的,对付有人情面子的人,他也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的绝招就是装打盹假瞌睡,那些找他办事的人,当说到要紧点时,见他已经沉沉睡去,来求助的人只好怏怏而去。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是在装死(睡),可你总不能把他摇醒吧,不久,就有人送他一个不雅的绰号“装半死”,而又因为他正好姓庄,从此“庄半死”的绰号就传开了。不过做干部的,难免遇到这类情况,当接触到一些犯原则的事情时,他的这种装睡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大概在1964年或者65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县劳动局工作,后来又到县工商局工作了一段时间,1966年“文革”来了,再后来又在县里的“五七干校”干了一段时间,在五七干校的这段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沭阳县的“文革”队伍分成很多派,那些派别,为了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就整天开批判会,开批判会要有批斗对象啊,他们这班在县城的老家伙,就成了两派争夺批斗的对象,可他们又怎能忍受得了这无休止的批斗,于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庄士康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溜回了老家。

就这样,他在家安安稳稳度过了“文革”的高潮期,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概是73年或者74年吧,他出任本乡的食品站任站长,直至退休。1991年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

他的一生是值得人敬佩的一生,敬佩他在四七年春国民党在此地占据主导地位时,自己的两个堂哥在国民党那边是得风得雨,而此时两个堂哥又张开双臂向他拥抱时,他毅然决然的推开了他们,抛开了家庭,抛开了亲人,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在当时谁都很难抉择,可他做到了正确的选择。敬佩他在为官时,遇到关系到原则问题时,能“呼呼睡去”,抵住了各种诱惑。他的一生值得人们称赞,更值得敬仰。

父亲的回忆(76):错失三次机遇的仲书记

仲书记是我们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二任支部书记,名叫仲伟兵。他有着听起来有点让人觉得惋惜的经历,下面我就来说说他的一些故事吧。

  他出生于1934年3月,1946年跟着我们村一个叫陈松洲念过几天私塾,后来在大耳小学,也就是现在的代庄村读完小学课程。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庭条件不容许,只好怏怏回家务了农。

  在家劳动了四年后,已经二十二岁的他于1956年3月份应征入伍,服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福州军区后方勤务部。

  1956年6月奉命入朝,帮助朝鲜战后重建家园,同年10月入党。1958年12月任209部队第九小队副班长。1959年3月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209部队第九小队“技术能手”称号,12月份获得了福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六好”荣誉证书等。

  1959年服役期满回国后,被安排到冶金工业部西安冶金机械厂工作。在厂期间,很快适应了工厂的工作。因工作踏实、虚心学习,很快成了一名技术能手,不久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1959底起,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那时城市里的生活,比起农村还紧巴许多。仲伟兵所在工厂发的薪水,也不能满足他的一日三餐。也就在这个期间,在和老家互通信中得知,老家的生活还可以,还能吃上饱饭。我想,这只是家里人让他放心的安慰词罢了,那个时候哪儿有饱饭可吃。可仲伟兵当真了,直把他羡慕地要死,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飞回老家,美美地吃上一顿,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1962年,正是中苏关系失和之际,苏联单方面撤走了专家,然后又对中国逼债。于是为了节俭开支,政府和企业纷纷裁员,仲伟兵所在厂的宣传口号是“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农业生产”。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工厂不需要这么多人了,也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你是哪儿来的,就到哪儿去。虽然不像我这样这么直白,可就是这个意思了。

  仲伟兵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不得了。心想,这下子终于可以回老家吃顿饱饭了,于是他第一个就报了名。,可是他是技术标兵,又是车间主任,工厂哪能舍得他这样的人才离去?不用说苦苦挽留了,可他执意要回家,就和厂领导大吵大闹,最后还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才达成所愿。后来听到他谈及此事时说,这都是被饿的缘故,能再坚持一两年就好了。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就这样,他的大好前途,被他拱手让出了。这只是他的第一次错过机会。

  回家后不久,政府安排他到邮电局工作。他说不去,后来又安排到乡武装部工作,他又婉言谢绝了。一次拱手,二次坐失良机,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哎——不知他那时脑子是怎么想的,也许那个时候,城里的生活真的不如农村,拿钱的不如种田的。可当城里的生活,远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时,他也只有叹息的份了。

  后来,村安排他当生产队会计,接着就到大队当青年书记。1964年村支部书记吴伟荣退任之后,仲伟兵就接了他的工作,这我在另一篇文章《首任支部书记蒙难记》中也曾介绍过。

  “文革”期间,不用说,做官的他成了村里最大的“走资派”,戴高帽游街、游庄、批斗,应该经历的,他都经历了。

  不久,他作为首批干部被解放出来,继续当村上的支部书记。在任整整15年,直指1979年卸任。至于在任上,作出些什么贡献,村里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在这里涂脂抹粉了,卸任后被公社安排到乡办厂窑厂、砂场工作过一段时间。

  到了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他工作过的冶金工业部西安机械厂给了相应的生活补助。现在还享受着新农保、退伍军人等生活补助费,杂七杂八一个月有八百多元生活费,自己的生活可以说不用愁了。

  仲伟兵的一生,虽说失去了三次可以让他拥有灿烂前程的机遇。,可是,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切也许都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吧。再说,人都有落叶归根之念,他这一辈子能在家乡终老,也算是福气了。再者,他在本村当了整整十五年的村支部书记,这是相当不简单的,没有一定的人格魄力是不可能做这么长时间的。

  最近,我曾闲溜到他家,八十岁的他,常年多病,也病得骨瘦如柴,说话气喘嘘嘘,也只能靠氧气瓶来维持生命了,但愿他能早点好起来,多享几年福。

父亲的回忆(75):首任支部书记蒙难记

总想写点本村首任支部书记吴伟荣的故事,可是每每提起笔来,心中无不万千感慨,为他不公平的命运,为他刚直的为人。虽然如此,我对他的了解还是甚少。无奈之下,在闲暇时光,我走访他的家人和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希望从他们的简单的语言碎片中,逐渐还原这位本不该那么早逝去的首任支部书记。

他的长子叫吴以明,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几年前不幸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记忆力也稍稍有些减退,不过口齿还算清。他说:“我的父亲吴伟荣生于1922年,可具体某月某日就说不清楚了,如果现在他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有91岁了吧”。顿了顿,他又说:“我们家是贫苦人家,父亲不识字,老父具体是哪一年从军,又是哪一年入党,参加些什么战斗,好像父亲也曾提到过一些,因我得了脑血栓这个病,记不起来了”。

在吴以明那里,我只能获得这些信息了。没得办法,我只好继续走访当年和吴伟荣共过事的、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吴伟荣可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军的。他始终在当时的沭阳地方武装“沭河大队”当兵,据说是给“沭河大队”大队长王通吾家哄小孩。我想,一个老大爷们怎能给人家哄小孩。我猜测,可能他喜欢小孩,有事无事逗逗罢了。据我推断,他当时可能是王通吾的勤务兵。能给这样的人物做勤务兵,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吴伟荣肯定是一个靠谱的人。

解放后,吴伟荣就复员回家,当上了当时还是“长荣大队”的副书记。62年“长荣大队”分为三个生产大队,即水库大队、潘胡大队和我们本村后屯大队。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当上了后屯大队的首任支部书记。

据当年他的同事说,吴伟荣的脾气非常暴躁,工作起来,不讲任何情面。因此也伤了不少人的心,也得罪了一些爱记仇的人,这也在文革中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1965年的时候,支部改选,因考虑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就把自己的一把手职位让给了他精心培养的、既年轻又有文化,刚刚复员回家的仲伟兵。自己则退居二线,当起了副书记,一心一意辅佐仲伟兵的工作。

1966年底,“文革”来了,我们村有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年春,村里的大队干部统统被“靠边站”,批斗开始了,下面这段历史我就清楚了。

记得当年在批斗场上,吴伟荣身上贴满了大字报,喊打倒他的声音震天响,他的种种“罪状”也被罗列出来了,还说他是一个拐枪投敌的“叛徒”。叛徒是政治罪,对叛徒是不能仁慈的,于是就对他动起了粗。他忍受了拳脚的疼痛,于是又接着戴高帽子游庄,对他精神上实行了打击。

试想,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怎能忍受这样天大的侮辱?于是,他横脾气一上来,就和红卫兵们枪对枪,刀对刀得干了起来。怎奈,那时全国上下都是黑白不分,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一个单枪匹马的人,怎么能斗得过一群人?自然也很快败下阵来,就这样他被打倒了。

被“打倒”的他,再也没有“站起来”。暴躁脾气的他,把这一口怨气闷在胸里,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得了病,于71年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只有四十八岁。

1971年后,“文革”高潮逐渐趋于平静,人们基本上过上了平静的生活,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也陆陆续续得到了平反。

不久,上级也对吴伟荣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一致认为指证他的都是一些不实之词。于是在1976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由公社干部带队,率领村中所有大小官员,来到了吴伟荣的坟前,郑重向这位蒙冤而死的老书记宣布,当年对他的那些“罪状”一概作废。从此他的冤屈得到了昭雪,他的儿女们也站直了腰杆,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怨气。

现在,后屯村经过老一辈人的奋斗,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饥饿型,逐渐转变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温饱型,又有温饱型转变到了现在的小康生活。住房条件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祖祖辈辈居住过的泥坯草房,到了八十年代的砖瓦结构平房,再由砖瓦结构的平房,到了现在钢筋混泥土结构二层楼房。老一辈人的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梦一般的城市生活,在我们这一辈实现了,老书记,您在天之灵也可以宽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