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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91):寒门学子求学路

我们后屯村建村约五百余年,历经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朝代。在这几百年里,肯定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和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的是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资料,无处去寻觅他们当年风采和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先辈们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在这段还不算长的历史河流里,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能根据老一辈们的一些零星口传,把近百年来在我们村发生的一些故事一一记录下来。

在近百年中,后屯村的确发生了很多值得人们称赞的故事。可从众多故事一一梳理来看,本村小有才气的不少,可最大的也不过秀才罢了,没有出个像样的文人。直到公元1962年,我们村出了出了首个大学生,那就是我今天讲的主人公——陈广华。

1941年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二),陈广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他是我的远房小爷陈登以家唯一的一个孩子。我的堂哥出生时,小爷、小娘都四十多岁了。老来得子,给这个几乎绝望的贫苦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希望。在这之前,听说小爷、小娘已有过五六个男孩女孩。因为贫穷,加之缺医少药,一个未剩。堂哥到来后,我的小爷等于得了个金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掉下来,自然娇惯一些。于是给我的堂哥,起了个小名叫“大留”,希望能“留”住,好给这个家庭延续香火。

要想留住小孩,除了起一个有希望的名字,还得多方采取措施。我的这个堂哥,从小头上就留个小辫儿,打扮像个女孩。我们这地方人们常说,女孩泼皮、好养,可能受孔子的一句话影响吧,好像出自《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认为越卑贱的越容易存活,于是我的小爷、小娘,就把我的堂哥当女儿养。关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我在另一篇“心酸的小名”中有过详说。

我的堂哥自小左耳上扎了个洞,小爷、小娘从亲戚、乡邻那儿凑了点粮食,换点钱打了个小银坠儿带上,以示珍重,企盼能“坠”住。

堂哥的生活上,我的小爷、小娘也作了特殊安排。大人吃糠咽菜,堂哥的碗里怎么也要拌点粮食。冬天来了,大人穿着单裤子,我的小娘也要把堂哥衣服补衲得厚实些。但不问怎么关照,小时的堂哥,大概是营养问题吧,长得还是很赖。乌皮黑瘦,个子矮小,肋巴骨根根在外。留着长毛的头上,虮子成堆,虱子横行。

不想什么,可它又偏偏光顾,那个疾病不时来骚扰我的堂哥。我的堂哥生了N次病,差点儿没留住,可把全家人吓得不轻。

村上邻家儿女成群的人,会经常给我的小爷、小娘耳旁念叨:“一子不算子,头疼伤寒吓个死”。事实也是如此,儿女比较珍贵的人家,听起来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我的小爷、小娘下田,自然不放心把堂哥放在家中,于是预先在地头用一些枝干搭个凉棚,把堂哥放在下面坐着,一边干活一边照看我的堂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堂哥慢慢地长大了,自然地头坐不住了,学模学样的也能背着个小粪箕,拿了把专給小孩用的小镰刀,学着大人的模样,不用说想自食其力了。不过,经常把手划破、脚碰伤,小爷看了好心疼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玉米、高粱棵里长大的堂哥,小小年纪,不光认识玉米高粱,还能分清韭菜、麦苗,后来竟能从稻田里拔出长得和稻苗几乎一样的秕子了。我的小爷小娘见此情景,不用说心里甜滋滋的,家里的几亩薄田,后继有人了。

1946年5岁的他,就被我的小爷送入了刚刚开办的新学堂。在那个年代,村里念书的很少,再一又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难道就这么开通吗?原来堂哥的祖上有个故事,也因这个故事的原因,口传下:有得一口饭吃,就得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念点书,识点字。

据讲,不知他的祖上哪一辈,有一天下湖去搂草,远远的看见草窝里有四只野鸭子。到了近处一看,不是活灵活现的动物,而是四只可爱的银鸭子。于是不声不响、包包裹裹送回家藏在床底下。心想,穷日子要熬到头了,置上几亩地自己种,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有一天他的祖上又下湖搂草,只见天空飞过四只银白色的野鸭子,心里犯了嘀咕:难道是我家刚捡到的宝贝。于是急匆匆回到了家,结果发现床底下的宝贝没了,不用说只有捶胸顿足了。邻居过来问怎么一回事,然后告诉他,这不是你的财,不该你家得。如果弄点血擦在鸭子的头上,就能把它掩(吓唬)住了,或者把它的翅膀折了,那宝贝也不会飞走的。他的祖上只怪自己没有文化,也只好认命了。我想,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不过,口传想方设法让下一代念书倒是真的。

堂哥当时上的学校临时借农家三间草房,学生5岁到16岁之间,由我们村喊他为陈大先生(陈松洲)一个人教。

可好景不长,这个学校约办了不到一年,1947年内战日趋激烈,国民党在我们这个地方一度占了上风,当地的共产党往山东地界撤去。为躲避战乱,堂哥只好随着父母去跑反,于是到了我们村西约五六里的马岭亲戚家躲了起来。可亲戚家也是穷苦人家,没吃、没烧、更没住,没得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看那个家也不像个家。几只鸡没了,满地是鸡毛,盆盆罐罐碎渣一地,自家唯一的一张锅,被国民党兵支在庭院用于烧水做饭。到了晚上,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把我家的门板摘下当板床,朝上面一睡,自言自语又好像对堂哥说,“老子这次去打山东,不知还能不能回来?” 可堂哥还小,怎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事实告诉了他,国民党兵在山东战场上,吃了一个又一个败仗,有去的没有回来的,肯定全报销了。

1948年家乡解放了,学校又重新开办了。学校搬到了圩门东陈连哲家的东屋里,老师是从一个叫大荻沟村调来的仲先生,后屯村重新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学校实行的是复式教育,也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听老师讲课,另一部分则必须做作业。有一次布置学生抄写生字,其他同学抄一遍的时间,堂哥就抄了五六遍。所谓一快三分毛吗,自然没有其他同学抄的工整。抄了五六遍,先生看了五六遍。先生看了烦了,就生气的对着堂哥指着他的“大四爷”陈登举说,你看看人家写的字。可不是,陈登举写的字确实写得漂亮,堂哥也只能静下心来抄写生字了。

仲先生调走后,学校搬到庄士新家西屋里,这时学校的先生姓王。王先生善于画画,那个喜鹊登梅跃于纸上,真的活灵活现。堂哥也曾学着画画,可他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学了一阵子只好作罢。

王先生调走后,又来了个李先生,他在堂哥家包饭。书念到这个份上,堂哥还是小名“大留”一个,大了总不能还叫小名吧。堂哥的父亲就恳请李先生给起个学名。李先生冥思一想就说,就叫陈广华吧,广大的广,大中华的华,既大气又响亮,还符合辈分。从此堂哥有了个学名。

李先生调走后,来了一个胡先生,他是新河集镇上的一户有钱人家儿子。因是新社会了,胡先生丢掉了原有庸俗的名字,重新起名再仁(人),寓意重新做人。堂哥说,他这才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还有这多的含义。1951年堂哥考了全班第一名,受到了胡先生的表扬,并得到了一个小本本的奖品。暑假了,胡先生调走了,后屯学校也就没了,直到1965年才有了耕读小学。这是后话。

堂哥说:“1951年暑假后,别村的学校已开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群没有学上的孩子,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撞。幸好前屯小学的赵先生得知此情况,同意接纳后屯来的学生,于是我和庄加亮插班到三年级就读。别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父母没有认识到念书的重要性,还是没有学校可念,我的那些在本村一起念过书的小伙伴,从此与学校无缘了。”

后屯到前屯约一里路,必须经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人们烧纸送鬼的地方,小时的堂哥经过那儿害怕极了,但也只能闭着眼猛一冲就过去了,或者绕道而行。夏天经过那比人高的玉米或高粱地,堂哥和庄加亮二人,更是害怕得要命。大人们常讲玉米地里有毛人水怪,那毛人水怪会挖人的眼睛,割奶头,掏心脏,还会割小孩子的小鸡鸡等。直到下一年,我们村去的学生多了,众人壮胆吗,自然也就不用害怕了。

据讲小时的堂哥,天资聪慧,课本知识也远远满足不了的需求,于是想方设法汲取课本之外的知识。据说他渴求知识大概经过四个途径:一买书。利用跟父亲赶集的机会,把父亲给的朝牌钱省下来用于买书。他说,他曾买过一本叫《杂字》的看图识字的书,从中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生字。他还说,还买过一本《万事不求人》,那是一本大杂烩的书,各方面的知识都有。

二个就是蹭书,我另一篇《战争年代的陈广轮》提到的陈广轮和他家相距约二三十米。陈广轮参加革命前,曾念过私塾。陈广轮的母亲每遇到夏秋两个季节,会把那些书搬到外边晒一晒。堂哥就借帮忙的机会,翻看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三个拿食物换书看。他的同学庄士生的父亲庄步銮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家中有很多书籍,于是他常带一些萝卜之类的食物给庄士生吃,以此交换,两下满足。

四是捡破烂书看。他在孙姓丢弃的破烂堆里,曾捡到一本《圣经》,也如饥似渴地看了N遍,据讲还差一点入了教。

自小的堂哥,就是这样不分精华、糟粕,只要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来者不拒,全当作珍馐美食了。

我们这儿的人,农闲时好串门,小小的堂哥也不例外,可他只去两家,一个是庄步泰,二个就是庄步銮家,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一个有不懂的知识可以求教,二个还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故事。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姜子牙渭水直钩垂钓,天下第一条好汉李玄霸扔锤打天,朱元璋五爪金龙下界等。

平时的他也能帮人家记个猪肉帐,还能帮村邻计算田亩,到了春节也能写个对联。据讲,有一次他写个春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可闹出了一个大笑话。那上联是天下财源主,下联是人间富贵神。这明明是一副财神联,却被我的堂哥贴在正门上。这段“佳话”,被有知识的人笑了一阵子。不过,堂哥从此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那时前屯只是初小(1~4年级),五、六年级需到大耳小学(代庄村)就读。四年级毕业后,堂哥以南片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大耳小学就读。

1955年7月堂哥小学毕业。因本乡没有初中班,要想读个初中,必须到县城去。那时的堂哥,背了十几块大饼,徒步四十华里到了县城,可惜没有考中。他说,“虽然没有考中,可我第一次看到了高高的楼房,还有那不用煤油的电灯,高兴的我几乎一宿没有睡。”

55年9月开学了,老师又让他回到了母校复读了一年。巧的是本乡也办起了初级中学,堂哥就这样顺利地进入这所学校。

堂哥说:“学校离我家约7里多路,我是村里唯一个在乡中学读书的,没有同伴。学校里我的那些同学,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成了寄宿生。可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也只能早出晚归了。遇到雨雪天,难免也会迟到”。

这我倒有感同身受,我和堂哥念的是同一所学校,不过迟了十多年。那时的我,也是两条腿骑大路。早晨母亲早早为我准备了早饭,还为我准备了晌饭。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吃的是细粮饼,如纯的玉米饼等,吃小麦饼就很稀少了。那时的我,只能吃上玉米和山芋混合的饼,有的同学上午还啃着山芋干呢。

若上学或回家刚巧在半路上遇到老天爷下大雨,那可够你受的。还有寒天遇到下的雨不是雨,雪不是雪的,到了身上不久那衣服都成冰衣了,那个罪可想而知。

堂哥说,学校图书馆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读了很多课外书,使他的知识面有所拓宽。那些课外书,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成绩,他的成绩始终在班里是拔尖的。

他说:“初中三年我经历过很多事。那时的学校提倡‘培养又红有专的接班人’,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农业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接着整风反右,还有大跃进等。学生也没有置身事外,学校领导也会组织学生向老师提意见。若你随便走到哪儿,那就会看到墙上‘人定胜天’的大幅标语,同时也能看到比房子还高的肥猪漫画。”

堂哥也参加过扒河工,砸锅、砸鏊大炼钢铁也亲自参与了,端着盆拿着碗排着长队吃大食堂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初中毕业,部分同学选择了沭阳师范,早早的工了作。堂哥则选择继续读书,并顺利地考入了沭阳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他说:“我的三年高中生活(59~62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物资匮乏,遍地饥荒。外部与美苏交恶,蒋介石又叫嚣要反攻大陆。1958年办起的一大批高校,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停办了诸多,这给我们这届高中生后来的升学增加了一定难度。”

高三上学期,课本知识教学结束,进入复习阶段。老师对高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根据其成绩和兴趣爱好,分成理工类、医农类、文史类,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堂哥的同学包括他自己,因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没太大的把握,早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到没人的地方去‘撇油’(偷偷复习),有的同学因此搞垮了身体。

62年7月高考来临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又是一个全民饥荒的季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堂哥这批考生每个人补助了半斤油、肉,还有几斤米面,可以看出国家是多么重视人才。

临上考场前,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作了总动员:在考场上要静下心来,认真答卷,除非炸弹扔在头上,把考场炸毁了,其他不问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考试,接受祖国的挑选。

可堂哥时运不济,第一堂数学考试,那该死的疟疾找到了他。堂哥浑身发抖,两眼迷糊将将就就考完了数学。休息期间,同学大谈其考的怎样怎样。可堂哥对考题都没有印象了,心中也心灰意冷了,决定弃考,不做无谓的挣扎。

教导处的徐烟海主任听说堂哥要弃考,于是和他的班主任一起,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接着鼓励堂哥要‘放手最后一搏,不能放弃,希望在坚持’。

堂哥得到了鼓励,发了三天的疟疾,坚持了三天的考试。然后收拾好书本被服,告别了三年同窗,不抱任何希望回到了家里。

不抱任何希望的堂哥,在家劳动了约一个月。8月的某一天,天刚蒙蒙亮,还在觉头上的堂哥,被外边的牲畜还有那各种小鸟吵醒了。那个报喜鸟——喜鹊的叫声,听起来格外刺耳,好像在故意嘲弄他。

“广华,广华,起来!”谁呀?当堂哥推开门时,见到的是原在公社工作的庄士康表叔。他说,“你的大学通知书到了。”当听到是大学通知书,喜得堂哥都要跳起来。没想到高考时运不济,最后幸运之神还是光顾了他。更没想到,他的大学梦在意外中实现了,也多亏了老师的严厉批评和鼓励。

在喜庆之余,烦恼也来了。开学报到要50多元的学杂费,那个年代,一家必须有几个强劳动力,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才能结余几十元。那时的工分面值只二分钱,一天能挣八个工,也就是说,一个人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苦一角多钱(强劳力一天能苦贰角多,妇女和老弱者只能苦一角多)。堂哥家还是老缺粮户,上哪儿凑足这么多钱?

堂哥的父母为了凑足学费,只好把家中的树、口粮和几只鸡全卖了,另外再向亲戚和知根知底邻居家借点,这样才勉勉强强凑齐了学费。堂哥说,“我走后真不知道我的父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想来都感到心酸。”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到了省城,第一次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一切都感到新鲜。

以后堂哥的生活全靠学校的资助金,还有工作了高中同学给寄点、堂哥陈广轮资助点,勉勉强才完成了学业。

堂哥说,“大学老师和中小学的老师教学方法不一样,一度时间我适应不了。大学老师都是满堂灌,不管你懂不懂,下课了夹起书就开溜,课后也只能找辅导老师问了。我是学无线电的,学制五年。老师动不动把无线电三个班约90多人赶到一个大教室去,我的眼睛近视了,不得不提前抢前面的最佳位置。后来我配了一副眼镜,这只能在学校戴,回到家不得不摘下。那时老家是没有人戴眼镜,像我这种年轻人戴眼镜,人家会议论说,麻木的,烧的,连走路都碍事,还戴那东西。”

考上大学只是第一关。关键的一关是拿毕业证书,那时的大学是严进严出。一个班一般三十人,中间留级的、劝退、勒令退学占三分之一。那时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不及格可作为积欠。积欠到一门主科和两门副科,或者两门主科补考不及格的,就得退学,或勒令退学。一到期末考试,有的学生迫于压力,有的不吃饭,还有的在宿舍哭。堂哥说,“我的成绩只是一般般,可从来没有补考过。”

堂哥大学期间,正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说什么教育战线要防修反修,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说部队是个大学校。于是大学生到了部队当起了兵,扛枪、扛炮、拉练、行军等,城里的同学可就吃不消了。可堂哥从农村出来的,就小菜一碟了,因而表现得很好。

当兵结束了,又接上级通知,大学生要参加社教,下乡搞四清工作。于是堂哥来到溧水县枣树岗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城里的大学生确实是一个考验,可堂哥是一个土生土长农民的孩子,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于回到了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在社教队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认可。1966年底,四清工作队结束,回到了学校,不久堂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学校,没上多久专业课,全国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也全部停课闹革命了。堂哥这届学生本应1967年毕业,但由于文革的到来,整整推迟了一年。到了1968年7月,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就这样毕了业,分配了工作。

一个好的榜样,能影响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堂哥在我们村影响也是深远的。1964年,我们村我称大表姐的庄家莲考入南京大学。可惜文革阻断了农家孩子的大学梦,直到1984年,整整过去了二十年,村里的张士凯同学又走进南大的校门,不久孙如立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当下,村里也有上百名大学生。

堂哥也退休十几年了,现定居徐州,愿堂哥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