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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92):父亲带我去“打平伙”

60年代中期,人们虽然逃离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苦,可生活水平还是很低。不知怎么了,地里的肥料上了不少,可那个玉米像个矮老头似的,就是舍不得长高。那个山芋长成了大鞭杆(赶牛用的鞭子),就连那地里的草都懒得长出来。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的,面黄肌瘦的面孔始终没有变过来。

那时人们的经济来源也很少,主要是靠在生产队多挣几个工分,一个强壮劳力一年下来也不过百十元的收入。如果是老弱病残的或懒惰不能正常上工的人,一年下来还要缺钱。也就是说到了分配的时候,那个粮食的折价大于你所挣工分的钱,自己还要掏腰包来购买口粮,这叫“缺钱户”或称“缺粮户”。

那时的家庭收入,主要靠饲养些家禽。养几只老母鸡,从鸡屁眼抠点小钱,来作为家里的补贴零用。可在那个连人都吃不饱的年代里,把一只小鸡养成大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鸡瘟疫苗,费心费力地刚把一只小鸡养成一把抓(拳头那么大),一场鸡瘟下来,也就所剩无几了。

还有就是养猪。那时也没有什么合成饲料,猪的口粮全靠一些野菜和家中的剩饭残羹。一年到头只能长个一百二、三十斤,卖出去不过60-80元的,我说的还是幸运的养猪户。一旦碰上猪瘟,不幸的只能暗自嗟叹了,因为那时猪瘟频发,虽然也有兽医,可对猪瘟也没有什么特效疗法。一家猪得了猪瘟,马上全村的猪都会被殃及。用成片死亡也许夸张了点,可家家的猪圈,基本上也是“十室九空”,只剩下那些“老壳子”(老母猪)。

在对死猪的处理上,稍大一点的自家便留着享受了。那些打多了药水的死猪,怕吃了有问题,就弃之了。还有的妇女辛辛苦苦端了几十天猪食盆子,哪忍心看见自家死猪的样子,更不忍心动嘴吃它了,也只有把死猪远远地扔掉了。还有的不忍心的,把那个死猪深深的埋掉,这也算最高的葬礼了。

但也有胆大的人敢吃病死的猪。听说那时八组有个我族中的堂叔,家中日子比其他人家过得还艰难点。于是只要见着那些扔掉的小猪,也不分好劣,通通拾回家,用盐腌制起来,听说他家的水缸都装得满满的。一家人吃了整整一个冬天和一个来春,幸好没吃出什么问题来。

那时人们的生活不用说也就可想而知了。时间一长,人们总想吃点好的,可吃不起啊。。于是那些男人们就瞒着家人,和队里人经常出去打打牙祭,那就是我今天说的“打平伙”。这个“打平伙”,相当于现在的流行语“拼饭”,或是电视上常说的AA制。简单一句话,就是大家平均出资,共同在一起享受一桌美味佳肴。

我参加过“打平伙”,在我的一生中也就是唯一一次。下面我就来说说那唯一一次的经历吧。

那时的我也不过十二三岁,应该也算稍懂事的年纪了。有天晚上,父亲神秘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打平伙”。平时被父亲打怕的我,一听个“打”字,撒腿就要想跑,生怕父亲的巴掌又落下来。

父亲见此情形,哈哈大笑,连忙说,我带你去是吃猪肉的。一听说有肉吃,心里那个美啊,那个精神气一下子提了起来。就这样哼着儿时的一些民谣,一路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走了约一里路,来到一个名叫“十二亩地”的棉花地的梳头舍子(本地的一种小屋,两边像木梳形状,故而言之)里,那是看棉花的人临时住的地方。

记得那晚上的天气很冷,像是初冬,有的人还穿了棉袄。听人说,他们几个人共同出资买了一头几十斤的死猪,准备在这里“打平伙”。他们几个人共同动手,有的在靠舍子门里面,挖了一个浅圆的坑,在圆坑边上等距离地放上三块泥胚子,把一口大铁锅架到上面,这样一个简易的锅灶就支起来了。再把锅洗干净,往里灌水,烧到滚开为止。

另一边见有人把死猪放到盆里,用那滚开水一遍一遍地往猪身上浇,然后用铁刨子把猪身上的毛清理掉。清理了约半个小时以后,该扔的就丢了,该留下的就被卸成大小不等的碎块。

接着就对这些肉块动手烹调。其实也没怎么烹调,就是把肉放锅里煮熟,记得那时锅里也没放什么菜,就放了一些盐。而且烧火用的柴草也不干,满屋子的烟熏气,大人们还能忍受,可我一个小孩子那能忍受,只熏的我眼泪直淌。

很快肉就被煮熟了,满满一大锅,那个肉香味都飘了出来。碗拿来之后,每人盛了一碗,也没有桌子,更没板凳,有的站着,还有的端着碗到舍子外边去吃,大多数人都是席地而坐。就这样你一碗,我一碗,平均摊下去,如风卷残云般把一锅肉呼汤拉水(本地方言,指连汤带水)的吃了个干净。

事后听说那天晚上,每个人出资三毛,我也没落下。因为我是小孩,就少要我一毛,可我也少吃啊。其实在那个时代,火柴也不过二分钱,有时一分钱也能买到;一个鸡蛋也就卖五分钱,还是指种蛋,那些炕房的“头照鸡蛋”(不能孵小鸡的鸡蛋,本地称“头照蛋”或者叫“望鸡蛋”)也不过一分二分的。我们父子俩一晚上就花了五毛钱,这个五毛钱着实让我母亲心疼了好一阵子。可我刚尝到了馋嘴的滋味,总想着父亲能再次带我去“打平伙”。这个愿景再也没有实现过,的确很遗憾。

“打平伙”可以说是穷人的“盛宴”,而且这种吃饭方式在我们这里一直存在。不过现在,人们也不在村里打平伙了,转移到了集镇上的饭店里。

“打平伙”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馋嘴的时候也可打打牙祭。可有些吃客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耍酒疯,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这就不应该了。不过在闲暇时,还是挺回味从前的“打平伙”……

父亲的回忆(91):寒门学子求学路

我们后屯村建村约五百余年,历经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朝代。在这几百年里,肯定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和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的是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资料,无处去寻觅他们当年风采和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先辈们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在这段还不算长的历史河流里,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能根据老一辈们的一些零星口传,把近百年来在我们村发生的一些故事一一记录下来。

在近百年中,后屯村的确发生了很多值得人们称赞的故事。可从众多故事一一梳理来看,本村小有才气的不少,可最大的也不过秀才罢了,没有出个像样的文人。直到公元1962年,我们村出了出了首个大学生,那就是我今天讲的主人公——陈广华。

1941年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二),陈广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他是我的远房小爷陈登以家唯一的一个孩子。我的堂哥出生时,小爷、小娘都四十多岁了。老来得子,给这个几乎绝望的贫苦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希望。在这之前,听说小爷、小娘已有过五六个男孩女孩。因为贫穷,加之缺医少药,一个未剩。堂哥到来后,我的小爷等于得了个金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掉下来,自然娇惯一些。于是给我的堂哥,起了个小名叫“大留”,希望能“留”住,好给这个家庭延续香火。

要想留住小孩,除了起一个有希望的名字,还得多方采取措施。我的这个堂哥,从小头上就留个小辫儿,打扮像个女孩。我们这地方人们常说,女孩泼皮、好养,可能受孔子的一句话影响吧,好像出自《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认为越卑贱的越容易存活,于是我的小爷、小娘,就把我的堂哥当女儿养。关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我在另一篇“心酸的小名”中有过详说。

我的堂哥自小左耳上扎了个洞,小爷、小娘从亲戚、乡邻那儿凑了点粮食,换点钱打了个小银坠儿带上,以示珍重,企盼能“坠”住。

堂哥的生活上,我的小爷、小娘也作了特殊安排。大人吃糠咽菜,堂哥的碗里怎么也要拌点粮食。冬天来了,大人穿着单裤子,我的小娘也要把堂哥衣服补衲得厚实些。但不问怎么关照,小时的堂哥,大概是营养问题吧,长得还是很赖。乌皮黑瘦,个子矮小,肋巴骨根根在外。留着长毛的头上,虮子成堆,虱子横行。

不想什么,可它又偏偏光顾,那个疾病不时来骚扰我的堂哥。我的堂哥生了N次病,差点儿没留住,可把全家人吓得不轻。

村上邻家儿女成群的人,会经常给我的小爷、小娘耳旁念叨:“一子不算子,头疼伤寒吓个死”。事实也是如此,儿女比较珍贵的人家,听起来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我的小爷、小娘下田,自然不放心把堂哥放在家中,于是预先在地头用一些枝干搭个凉棚,把堂哥放在下面坐着,一边干活一边照看我的堂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堂哥慢慢地长大了,自然地头坐不住了,学模学样的也能背着个小粪箕,拿了把专給小孩用的小镰刀,学着大人的模样,不用说想自食其力了。不过,经常把手划破、脚碰伤,小爷看了好心疼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玉米、高粱棵里长大的堂哥,小小年纪,不光认识玉米高粱,还能分清韭菜、麦苗,后来竟能从稻田里拔出长得和稻苗几乎一样的秕子了。我的小爷小娘见此情景,不用说心里甜滋滋的,家里的几亩薄田,后继有人了。

1946年5岁的他,就被我的小爷送入了刚刚开办的新学堂。在那个年代,村里念书的很少,再一又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难道就这么开通吗?原来堂哥的祖上有个故事,也因这个故事的原因,口传下:有得一口饭吃,就得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念点书,识点字。

据讲,不知他的祖上哪一辈,有一天下湖去搂草,远远的看见草窝里有四只野鸭子。到了近处一看,不是活灵活现的动物,而是四只可爱的银鸭子。于是不声不响、包包裹裹送回家藏在床底下。心想,穷日子要熬到头了,置上几亩地自己种,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有一天他的祖上又下湖搂草,只见天空飞过四只银白色的野鸭子,心里犯了嘀咕:难道是我家刚捡到的宝贝。于是急匆匆回到了家,结果发现床底下的宝贝没了,不用说只有捶胸顿足了。邻居过来问怎么一回事,然后告诉他,这不是你的财,不该你家得。如果弄点血擦在鸭子的头上,就能把它掩(吓唬)住了,或者把它的翅膀折了,那宝贝也不会飞走的。他的祖上只怪自己没有文化,也只好认命了。我想,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不过,口传想方设法让下一代念书倒是真的。

堂哥当时上的学校临时借农家三间草房,学生5岁到16岁之间,由我们村喊他为陈大先生(陈松洲)一个人教。

可好景不长,这个学校约办了不到一年,1947年内战日趋激烈,国民党在我们这个地方一度占了上风,当地的共产党往山东地界撤去。为躲避战乱,堂哥只好随着父母去跑反,于是到了我们村西约五六里的马岭亲戚家躲了起来。可亲戚家也是穷苦人家,没吃、没烧、更没住,没得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看那个家也不像个家。几只鸡没了,满地是鸡毛,盆盆罐罐碎渣一地,自家唯一的一张锅,被国民党兵支在庭院用于烧水做饭。到了晚上,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把我家的门板摘下当板床,朝上面一睡,自言自语又好像对堂哥说,“老子这次去打山东,不知还能不能回来?” 可堂哥还小,怎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事实告诉了他,国民党兵在山东战场上,吃了一个又一个败仗,有去的没有回来的,肯定全报销了。

1948年家乡解放了,学校又重新开办了。学校搬到了圩门东陈连哲家的东屋里,老师是从一个叫大荻沟村调来的仲先生,后屯村重新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学校实行的是复式教育,也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听老师讲课,另一部分则必须做作业。有一次布置学生抄写生字,其他同学抄一遍的时间,堂哥就抄了五六遍。所谓一快三分毛吗,自然没有其他同学抄的工整。抄了五六遍,先生看了五六遍。先生看了烦了,就生气的对着堂哥指着他的“大四爷”陈登举说,你看看人家写的字。可不是,陈登举写的字确实写得漂亮,堂哥也只能静下心来抄写生字了。

仲先生调走后,学校搬到庄士新家西屋里,这时学校的先生姓王。王先生善于画画,那个喜鹊登梅跃于纸上,真的活灵活现。堂哥也曾学着画画,可他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学了一阵子只好作罢。

王先生调走后,又来了个李先生,他在堂哥家包饭。书念到这个份上,堂哥还是小名“大留”一个,大了总不能还叫小名吧。堂哥的父亲就恳请李先生给起个学名。李先生冥思一想就说,就叫陈广华吧,广大的广,大中华的华,既大气又响亮,还符合辈分。从此堂哥有了个学名。

李先生调走后,来了一个胡先生,他是新河集镇上的一户有钱人家儿子。因是新社会了,胡先生丢掉了原有庸俗的名字,重新起名再仁(人),寓意重新做人。堂哥说,他这才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还有这多的含义。1951年堂哥考了全班第一名,受到了胡先生的表扬,并得到了一个小本本的奖品。暑假了,胡先生调走了,后屯学校也就没了,直到1965年才有了耕读小学。这是后话。

堂哥说:“1951年暑假后,别村的学校已开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群没有学上的孩子,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撞。幸好前屯小学的赵先生得知此情况,同意接纳后屯来的学生,于是我和庄加亮插班到三年级就读。别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父母没有认识到念书的重要性,还是没有学校可念,我的那些在本村一起念过书的小伙伴,从此与学校无缘了。”

后屯到前屯约一里路,必须经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人们烧纸送鬼的地方,小时的堂哥经过那儿害怕极了,但也只能闭着眼猛一冲就过去了,或者绕道而行。夏天经过那比人高的玉米或高粱地,堂哥和庄加亮二人,更是害怕得要命。大人们常讲玉米地里有毛人水怪,那毛人水怪会挖人的眼睛,割奶头,掏心脏,还会割小孩子的小鸡鸡等。直到下一年,我们村去的学生多了,众人壮胆吗,自然也就不用害怕了。

据讲小时的堂哥,天资聪慧,课本知识也远远满足不了的需求,于是想方设法汲取课本之外的知识。据说他渴求知识大概经过四个途径:一买书。利用跟父亲赶集的机会,把父亲给的朝牌钱省下来用于买书。他说,他曾买过一本叫《杂字》的看图识字的书,从中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生字。他还说,还买过一本《万事不求人》,那是一本大杂烩的书,各方面的知识都有。

二个就是蹭书,我另一篇《战争年代的陈广轮》提到的陈广轮和他家相距约二三十米。陈广轮参加革命前,曾念过私塾。陈广轮的母亲每遇到夏秋两个季节,会把那些书搬到外边晒一晒。堂哥就借帮忙的机会,翻看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三个拿食物换书看。他的同学庄士生的父亲庄步銮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家中有很多书籍,于是他常带一些萝卜之类的食物给庄士生吃,以此交换,两下满足。

四是捡破烂书看。他在孙姓丢弃的破烂堆里,曾捡到一本《圣经》,也如饥似渴地看了N遍,据讲还差一点入了教。

自小的堂哥,就是这样不分精华、糟粕,只要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来者不拒,全当作珍馐美食了。

我们这儿的人,农闲时好串门,小小的堂哥也不例外,可他只去两家,一个是庄步泰,二个就是庄步銮家,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一个有不懂的知识可以求教,二个还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故事。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姜子牙渭水直钩垂钓,天下第一条好汉李玄霸扔锤打天,朱元璋五爪金龙下界等。

平时的他也能帮人家记个猪肉帐,还能帮村邻计算田亩,到了春节也能写个对联。据讲,有一次他写个春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可闹出了一个大笑话。那上联是天下财源主,下联是人间富贵神。这明明是一副财神联,却被我的堂哥贴在正门上。这段“佳话”,被有知识的人笑了一阵子。不过,堂哥从此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那时前屯只是初小(1~4年级),五、六年级需到大耳小学(代庄村)就读。四年级毕业后,堂哥以南片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大耳小学就读。

1955年7月堂哥小学毕业。因本乡没有初中班,要想读个初中,必须到县城去。那时的堂哥,背了十几块大饼,徒步四十华里到了县城,可惜没有考中。他说,“虽然没有考中,可我第一次看到了高高的楼房,还有那不用煤油的电灯,高兴的我几乎一宿没有睡。”

55年9月开学了,老师又让他回到了母校复读了一年。巧的是本乡也办起了初级中学,堂哥就这样顺利地进入这所学校。

堂哥说:“学校离我家约7里多路,我是村里唯一个在乡中学读书的,没有同伴。学校里我的那些同学,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成了寄宿生。可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也只能早出晚归了。遇到雨雪天,难免也会迟到”。

这我倒有感同身受,我和堂哥念的是同一所学校,不过迟了十多年。那时的我,也是两条腿骑大路。早晨母亲早早为我准备了早饭,还为我准备了晌饭。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吃的是细粮饼,如纯的玉米饼等,吃小麦饼就很稀少了。那时的我,只能吃上玉米和山芋混合的饼,有的同学上午还啃着山芋干呢。

若上学或回家刚巧在半路上遇到老天爷下大雨,那可够你受的。还有寒天遇到下的雨不是雨,雪不是雪的,到了身上不久那衣服都成冰衣了,那个罪可想而知。

堂哥说,学校图书馆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读了很多课外书,使他的知识面有所拓宽。那些课外书,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成绩,他的成绩始终在班里是拔尖的。

他说:“初中三年我经历过很多事。那时的学校提倡‘培养又红有专的接班人’,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农业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接着整风反右,还有大跃进等。学生也没有置身事外,学校领导也会组织学生向老师提意见。若你随便走到哪儿,那就会看到墙上‘人定胜天’的大幅标语,同时也能看到比房子还高的肥猪漫画。”

堂哥也参加过扒河工,砸锅、砸鏊大炼钢铁也亲自参与了,端着盆拿着碗排着长队吃大食堂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初中毕业,部分同学选择了沭阳师范,早早的工了作。堂哥则选择继续读书,并顺利地考入了沭阳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他说:“我的三年高中生活(59~62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物资匮乏,遍地饥荒。外部与美苏交恶,蒋介石又叫嚣要反攻大陆。1958年办起的一大批高校,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停办了诸多,这给我们这届高中生后来的升学增加了一定难度。”

高三上学期,课本知识教学结束,进入复习阶段。老师对高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根据其成绩和兴趣爱好,分成理工类、医农类、文史类,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堂哥的同学包括他自己,因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没太大的把握,早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到没人的地方去‘撇油’(偷偷复习),有的同学因此搞垮了身体。

62年7月高考来临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又是一个全民饥荒的季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堂哥这批考生每个人补助了半斤油、肉,还有几斤米面,可以看出国家是多么重视人才。

临上考场前,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作了总动员:在考场上要静下心来,认真答卷,除非炸弹扔在头上,把考场炸毁了,其他不问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考试,接受祖国的挑选。

可堂哥时运不济,第一堂数学考试,那该死的疟疾找到了他。堂哥浑身发抖,两眼迷糊将将就就考完了数学。休息期间,同学大谈其考的怎样怎样。可堂哥对考题都没有印象了,心中也心灰意冷了,决定弃考,不做无谓的挣扎。

教导处的徐烟海主任听说堂哥要弃考,于是和他的班主任一起,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接着鼓励堂哥要‘放手最后一搏,不能放弃,希望在坚持’。

堂哥得到了鼓励,发了三天的疟疾,坚持了三天的考试。然后收拾好书本被服,告别了三年同窗,不抱任何希望回到了家里。

不抱任何希望的堂哥,在家劳动了约一个月。8月的某一天,天刚蒙蒙亮,还在觉头上的堂哥,被外边的牲畜还有那各种小鸟吵醒了。那个报喜鸟——喜鹊的叫声,听起来格外刺耳,好像在故意嘲弄他。

“广华,广华,起来!”谁呀?当堂哥推开门时,见到的是原在公社工作的庄士康表叔。他说,“你的大学通知书到了。”当听到是大学通知书,喜得堂哥都要跳起来。没想到高考时运不济,最后幸运之神还是光顾了他。更没想到,他的大学梦在意外中实现了,也多亏了老师的严厉批评和鼓励。

在喜庆之余,烦恼也来了。开学报到要50多元的学杂费,那个年代,一家必须有几个强劳动力,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才能结余几十元。那时的工分面值只二分钱,一天能挣八个工,也就是说,一个人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苦一角多钱(强劳力一天能苦贰角多,妇女和老弱者只能苦一角多)。堂哥家还是老缺粮户,上哪儿凑足这么多钱?

堂哥的父母为了凑足学费,只好把家中的树、口粮和几只鸡全卖了,另外再向亲戚和知根知底邻居家借点,这样才勉勉强强凑齐了学费。堂哥说,“我走后真不知道我的父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想来都感到心酸。”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到了省城,第一次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一切都感到新鲜。

以后堂哥的生活全靠学校的资助金,还有工作了高中同学给寄点、堂哥陈广轮资助点,勉勉强才完成了学业。

堂哥说,“大学老师和中小学的老师教学方法不一样,一度时间我适应不了。大学老师都是满堂灌,不管你懂不懂,下课了夹起书就开溜,课后也只能找辅导老师问了。我是学无线电的,学制五年。老师动不动把无线电三个班约90多人赶到一个大教室去,我的眼睛近视了,不得不提前抢前面的最佳位置。后来我配了一副眼镜,这只能在学校戴,回到家不得不摘下。那时老家是没有人戴眼镜,像我这种年轻人戴眼镜,人家会议论说,麻木的,烧的,连走路都碍事,还戴那东西。”

考上大学只是第一关。关键的一关是拿毕业证书,那时的大学是严进严出。一个班一般三十人,中间留级的、劝退、勒令退学占三分之一。那时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不及格可作为积欠。积欠到一门主科和两门副科,或者两门主科补考不及格的,就得退学,或勒令退学。一到期末考试,有的学生迫于压力,有的不吃饭,还有的在宿舍哭。堂哥说,“我的成绩只是一般般,可从来没有补考过。”

堂哥大学期间,正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说什么教育战线要防修反修,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说部队是个大学校。于是大学生到了部队当起了兵,扛枪、扛炮、拉练、行军等,城里的同学可就吃不消了。可堂哥从农村出来的,就小菜一碟了,因而表现得很好。

当兵结束了,又接上级通知,大学生要参加社教,下乡搞四清工作。于是堂哥来到溧水县枣树岗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城里的大学生确实是一个考验,可堂哥是一个土生土长农民的孩子,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于回到了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在社教队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认可。1966年底,四清工作队结束,回到了学校,不久堂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学校,没上多久专业课,全国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也全部停课闹革命了。堂哥这届学生本应1967年毕业,但由于文革的到来,整整推迟了一年。到了1968年7月,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就这样毕了业,分配了工作。

一个好的榜样,能影响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堂哥在我们村影响也是深远的。1964年,我们村我称大表姐的庄家莲考入南京大学。可惜文革阻断了农家孩子的大学梦,直到1984年,整整过去了二十年,村里的张士凯同学又走进南大的校门,不久孙如立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当下,村里也有上百名大学生。

堂哥也退休十几年了,现定居徐州,愿堂哥晚年幸福!

父亲的回忆(90):二保长——陈松升

村中那些八十多岁的老者,一提起陈松升来,都把大拇指翘的老高,说他是当年村里的二保长,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二保长?这倒弄得我一头雾水,难道那时村里不是一个整体?听着他们的一一叙说,我才明白个大概。

可能在四十年代初,我们这个地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管理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以某一条南北巷子为界,大概就是我们村东头的一、二组,和现在的前屯村合并成一个保,巷口西则属于第二保。

陈松升生于1918年,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东大门》中提到的陈庭科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陈松斗现还健在。陈松升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小学文化,1942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上的一些革命工作,同年被任命为后屯村二保的保长。因工作出色,于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当中,难免会接触一些钱物,因一匹布受人诬陷,一直闹到上级政府那儿,可就是没给个说法。过了不久,他申请调动工作,于是被调到当时的潼阳县政府领导下的银行工作。

1946年国民党过来了,他随着大军北撤,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随着大军一路征战,一直打到辽宁的大连。到了大连被国民党军赶下了海,在海里足足呆了五天五夜,饿了只能捞点海草充饥。可渴罪比饿罪更难受,眼看着海水汹涛,可没有一瓢可饮。眼看要到了绝望的边缘,就在这时,解放军打跑了岸上的敌人,他们又从海上回到了岸上。在这支部队里,他曾和当过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谋过面。

就这样他随着大军又往回打,一直打到了山东地界,当时他们的部队有句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济南解放了,王耀武乔装打扮想逃跑,可被军民的千万双眼睛识破了,王耀武就这样被活捉了。他也曾见过当时王耀武的狼狈相。

全国解放后,部队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甄别。陈松升因家庭出生问题,不得已转入了地方政府工作,可能在1951年任徐州铜山县二十三区区长。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他先后任铜山县大吴区、茅村公社书记。能从部队转入地方直接当第一把手,可能他在部队的官职也不小吧。没想到回到地方后,只能在原点踏步踏。这一踏一直到退休,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可能是成份制约了他的仕途吧。

1964年社教开始,他被调入社教工作队,出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回到了原单位。因是富农成份,他成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接受了红卫兵的一次次“战斗洗礼”,并受到了当时一个叫李广兵的红卫兵头头拳脚的光顾。

当时的铜山县曾派出一个调查组到他的老家,调查他的历史问题,对他曾当过“保长”很感兴趣,自以为终于抓到狐狸的尾巴了:国民党的“保长”,这还得了。可在深入调查中,得知他当的是共产党保长。他们只有一无所获带着疲倦的身子怏怏而回,过了不久他被“解放”出来。

那个红卫兵的头头李广兵的母亲向他下了跪,请求他宽恕自己无知的儿子。他本来没打算追究他的过错,只好顺便安慰了她的母亲,并望她好好教育孩子,要学会分辨是非等。

后来他一直在县卫生局工作,担个虚职,直到1977年退休。退休的同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金质纪念章一枚,并收到了省政府、县政府,银、铜纪念章各一枚,70、80、90岁时,同样收到三级政府的纪念章。

他于2012年逝世,享年95岁。

父亲的回忆(89):王三姐  

在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子常常会看到一位老妇人和她的老伴,太阳出来时早早下地,日落时夫妻二人又形影不离的双双回家。 他们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为生计而忙碌着。男的是我的族中人,按辈分来讲,我应该喊他一声“爷”(叔叔)。由此而推,女的就得称呼她为“娘”(婶娘)了.

他们夫妻二人平平凡凡,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男的是一个老实巴交、其貌不扬的庄稼汉。女的也就是一个会持家过日子的村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在村上那些八十多岁的老者,一提到她的当年,可都会用赞许的话说:“王三姐”当年可风光着呢。

人们为什么如此亲切的称呼她为“王三姐”呢?她当年又是怎么样的风光呢?

“王三姐”原名王玉霞,出生在村里的一个小姓人家。因王姓和村里的大姓没有姻亲,而她在家又排行老三,因此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村里人不论老少或辈分,都习惯称呼她为“王三姐”。

据听说,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村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组织叫“姊妹团”。那个时候风行扭秧歌,这个“姊妹团”就担任起这个任务.据讲“王三姐”是当时“姊妹团”的团长,她带领“姊妹团”扭秧歌可出了名,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赞许,后屯村的“王三姐秧歌队”就这样名声在外。

后来不断受到外村的邀请,她就这样带领“姊妹团”,扭到了附近的各个村落。她的秧歌具体扭得什么样个好法,秧歌我也没扭过,更没看过,所以也评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那些当年看过她扭秧歌的老者们,提到那场景无不眉飞色舞。不用说,她的秧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后来不久,因工作出色吧,她当上了村里“妇救会”的会长。据讲,那时整天不是大会就是小会的开,忙的她回到家只能匆忙扒几口饭后,又是两只手提着两条腿匆忙的外出了。可是,当时再怎么进步,那封建思想也是一时难以瓦解的。就在“王三姐”最风光的时候,村里一些有着封建思想的老人,开始向她的父母进言了,说什么你家闺女再不管就成野丫头了,指不定哪日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等等等等。听得她的父母那个脑袋快要崩开了。

那个时候,人们守旧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怎么能容忍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疯疯癫癫呢?可怎奈当时共产党提倡妇女解放,这也算是大势所趋吧,她的父母倒也也不敢明里把她拦在家里。

可是再高的墙头也挡不住闲言碎语。那些流言蜚语一下子灌进了她父母的耳朵里,这下可不能不管了。于是就四处张罗着给女儿说婆家.只要她出嫁了。是婆家的人了,也就能镇住她的心了,也就不能到处乱跑了。

后来经过媒婆说和,就找到了我们村我的一个远房堂叔陈登书。他可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王三姐”和他是同一个村子的,自然也见过堂叔长什么样子,哪能同意这门亲事啊?可是在那个时代就得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有着现代朦胧新思想的她,抗拒不了老封建,就这样下嫁给了我的堂叔.

那个时代结婚兴“三(天)瞧四(天)带”,还有的就是跑短趟,就是早上回娘家,晚上必须回到婆家,一个月后方可以回娘家住上十八天。这些习俗,在我的另一篇《婚俗》的文章里有过详细的叙述。

而就在刚结婚的这一个月里,共产党的大军开始北撤了,身为“妇救会”会长的她,自然想随着大军北撤,可她的自由牢牢得被夫家控制着,可以说连家里大门都难以迈出,怎么可能随大军北上去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呢?就这样,她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影响她一生命运的一次机会。

那些老人说,如果当年她不结婚、能随大军北撤的话,她那前途也定如她风光时一样,如日中天,也许也能给我们村村史上留下灿烂一笔,添上一段赞许的佳话。可事实却偏偏不能随如人愿,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妇救会”会长“王三姐”,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湮没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里了,可悲啊可叹!

父亲的回忆(88):接生婆“老于”

平时,人们为了表示尊敬对方,习惯性地在那些和自己没有亲戚关系人的姓氏前面加个“老”字,比如说“老张”、“老李”、“老陈”等。不过,像我们后屯村这样的村庄,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毕竟是一个村的,有着某种连带关系在里面。即使不是亲戚,也能扯成亲戚关系。在称呼上一般都是表示亲戚关系的称谓,例如“表叔”、“大爷”等等,在姓氏前面加“老”字这样的称呼很少见。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村里中老年人在一起聊到各自的孩子时,都绕不开一个名字——“老于”。

“老于”不是男同志,而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女同胞,大概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间嫁到我们村的倪姓门上。倪姓在我们村本就是小姓,于姓在我们这里就更加罕见,和其他姓氏扯不上任何的亲戚关系,有人也就顺势称呼她一声为“老于”,没想到就这样被人称呼开了,连那些比她小二十五六岁的人,私底下也称呼她为“老于”。

其实,“老于”的原名叫于凤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婆婆被饿死了,这我在另一篇文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饿死人》中有过详细的叙述。她一生只生过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现在也已经六十岁了。

也许是没有太多孩子的拖累,平时老于打扮得干干净净,那些拖儿带女,平日里灰头土面的妇女见了,无不羡慕得要命。

在六十年代时期,村里有位妇女在生孩子时出现难产症状。“老于”知道了,乐于助人的她,主动到她家里担当起助产婆的角色。就这样,在她的努力下,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母子平安。

没想到的是,经过这次事件,组里又有妇女生产时,预先就把她接了去。可能人们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她干净,做事干脆利落,乐于助人;二是她负担小,几乎没有什么事,能随叫随到;三是她生过孩子,有过经验,知道产妇的甘苦,便于指导产妇怎么样才能顺利生孩子。就这样,她当上了村里的接生婆。

那个时候,她接生小孩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主人家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一个就是在小孩的“小满月”(十二天)的时候供顿饭,再送十个左右的红鸡蛋,然后再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再招待她一次,那个招待规格和“小满月”的时候一样。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的时候,会在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里,送一些礼品什么的,这叫“为人情”。当然这是后话了。

到了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被提出来了,政府提倡“优生优育”,人们也就相应开始重视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健康。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思想比较陈旧,给孩子断脐带的工具就是一些没有消过毒的锈迹斑斑的镰刀,导致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得了“七朝风”,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破伤风”。因为症状在七天后才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这里习惯称作“七朝风”。还有就是产妇在生产时出现血崩,顷刻之间,一个生命就没了。我的堂嫂颜科霞就是在七十年代初,在家产子时出现血崩,丧失了珍贵的生命。

政府对村里这些自然产生的接生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培养。因此,在七十年代,老于在给我的孩子接生时,我看到的是,她把一些接生工具用纱布包裹起来在锅里煮一下,不用说,那些病菌病毒啊都被杀死了。自此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出现新生儿被感染的悲剧。如果在接生时遇到难产的,她也会建议产妇到乡医院产子。

许多年过去了,她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形象在人们心中也渐渐高大起来,不久就被选为村妇联主任。这时,她一边要忙村妇联主任的工作,一边做着接生婆的工作,一边还要下地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就这样每天超负荷的干着。

七十年代末,因为年纪原因,她卸去了村妇联主任的职务。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一般不在家产子了。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都到乡里的卫生所。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还没到预产期,那产妇早早就直奔县城,呆在那儿,守着自己的宝宝降生。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强力推进,老于的工作量也减少了很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吧,老于得了糖尿病,没听说过她吃药打针,不久之后她的眼睛就瞎了。我的母亲那时还带着我侄女到她居住的小屋看过她,回来据讲,她整个人瘦骨嶙峋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听了让人直落泪。可能在九十年代末期吧,老于离开了人世。

老于一生,功绩其实很伟大,惠及了我们村的每个家庭。当人们每每提到老于时,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深怀念之情,毕竟她做的都是善事啊。愿老于在那边过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