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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99):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苦与甜

一个特别的农民

闲来无事,村里人就会围绕田间地头四处溜达溜达,边走边欣赏自己种的庄稼,边走边呼吸那青棵的清香气。同时也能看到鸟儿在田间相互嬉戏,还能听到各种鸟儿美妙的叫声。若遇到熟人就会相互打个招呼,十分投缘的也能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上半天。

我这个人很懒,不过偶尔也会到田间地头转转。一次在路上漫步时,遇到了原来距我老家约三十多米的几十年老邻居庄加亮。平时我们也会在村里的喜丧事上偶遇,彼此觉得还是很投缘,见了面会客气一番,话语也会比平时多一些。

这一次遇见了,难免又要多聊一会儿。不知聊到什么事情,一下子聊起了他儿时的事儿来,他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别提了,提起了干瘪鱼都要掉眼泪。”难道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童年?听着他的一一叙说,没想他还有这么一个心酸的童年经历。

庄加亮生于一九四零年,现年已经七十有三了,约一米七五六的个头,一身休闲打扮。他的脸异于大多数农民的脸,虽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那个脸可用现在的一句流行广告语来说,“晒不黑,就是晒不黑”。或用我们当地老百姓一句话来说,“人家那个脸水色好”。没想到,一个整天和太阳厮混的人,还有这样好的皮肤,着实让人称奇。

他说,“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近二百亩土地,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地参加了革命。四七年初,我们这个地方处于两合水,国共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来了,自然家里就不能蹲了,就得想办法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躲,那叫‘跑反’。一段时间,国民党气势强盛,父亲意志不坚定,就叛变了,我们一家子还得‘跑反’。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没安生过。下面我就来说说一次刻骨铭心的‘跑反’吧。”

“记得我在七岁时,也就是在四七年冬天的某一个月亮高照的晚上,还在熟睡中的我,突然间被我的爹爹(祖父)和母亲唤醒,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开始‘跑反’了。那个晚上,遍地都是人和牲畜。牲口的叫声、人的喊声,和远处的枪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让人害怕极了。”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小河边,透过月光,可以看见河里也结了薄薄一层冰。这时,那远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好像就在身边响着,人们哪顾得寒冷,拼命抢着过河。到了天亮,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王二庄”的地方安顿下来,就这样度过了惊魂的一夜。”

“那个时候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反还得继续跑啊,后来又到新沂的一个叫唐庄村子躲了半年光景。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棒秫(玉米)已经有人高,你总不能在一个地方躲吧。于是,母亲就带着朝离我家约十几里的一个叫“草村”的村庄去,那里有我三舅在那里居住。记得当时还有我的大表姐同行,当走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时,那个老天陡然起了天势,一阵狂风大作,天忽然暗了下来。那个雷声也响起来,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直朝我们娘儿三身上泼下来,母亲紧紧地把我偎在怀里·····风息了,雨停了,我们娘儿三也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似的,但你还得继续赶路啊。就这样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奔走,浑身湿透的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至今还不知道村名的小村里借宿下来。”

“过了一宿,第二天早早起了床,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就继续上路了。当来到一个小河边,只见河里已经满槽子的水,急得我们娘儿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那时没有什么大河,河水也不是很深,也幸好当时遇见了好人,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把我们一一送过了河。就这样,我在三舅家约过了一年多,直到四九年解放了,我才回到了家。”

“到家不久,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堂。别人家都有父亲送上下学,可我只有母亲一人。有时也会问起父亲哪儿去了,母亲支支吾吾,我始终得不到要领。直到五一年的某一天,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叛变后,成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兵,又被编入了解放军的行列。过了不久军队开展了“三反”运动,父亲被清理出了队伍,回家不久就锒铛入狱。

那时,虽然我已经十岁了,还是年龄小吧,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该吃饭就吃饭,该到上学时间就去上学。就这样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弟弟,过起了娘儿三个相依为命的日子。”

“到了五五年我小学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到高一等的学府深造。一度时间我的思想非常低落,那个自卑感一下子就来了,见了人远远地绕着走,也不想和人多说一句话。哎,人啊,命运就是不一样。我的小伙伴陈广华和我一起念的书,后来人家念了大学,过起了城市的生活。我却在田间劳作了一辈子,同样的起点却不一样的人生路啊。”

“时间一晃,到了五九年,我已经十九岁。那时正是吃大食堂,也就是我该娶妻室的年龄。经媒人介绍说了一个又一个,因嫌我的家庭出生不好,一个一个的告了吹。不久,又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就是身材矮了点,可人家出生好,父亲还是一名干部,而且人家不嫌我,我又哪有资本够嫌人家的份。就这样于同年结了秦晋之好,婚后陆续生了六个儿女。感谢我的妻子,不离不弃的和我共同抚养这六个孩子长大成人。”

“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可都遭了殃,我的亲叔叔和婶婶们不断地被批斗,同时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还要在冰天雪地里结队爬着游庄。我这个地主秧子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某一天厄运会降到我的头上,幸好我平时处事很低调,人缘还不错,从没得罪过什么人,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躲过了这一劫。

在六七十年代,我这个小学水平可也是个人才,我也曾做过几天的生产队记工员,队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我不精通的。我还耕了十几年的地,那个牛可不是好使的,它可欺生,不听你使唤。关键是你第一次使用鞭子必须得当,一鞭子下去就能使牛服服帖帖。以后使牛只需吆喝一声或轻轻地扬了一下子鞭子,那个牛就得乖乖地听你指挥。反之,你打死它,它也不会理睬你。”

“在队里我可是编织好手,斗笠、凉席、篮子等我都会,我还会一些女红,做鞋、缝纫衣服一些什么的,这些手艺也给我的家庭换来了不少的收入。也就是这样,我才能养活我这一大家子。

土地到户后,我们享受了和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了,儿女也相继成人。该参军的参了军,够入党的也入了党,成绩优异的也到了大学深造,他们相继都在城里安了家。

我和我的老伴,城里过了一阵子,烦了就到乡下住一个阶段。我呢,平时钓钓鱼,练练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的哦,村里人家若老了人,都请我前去帮忙。那些懂得欣赏的人,都夸我写了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平时若心情好的话,我也会拿起二胡锯(拉)上几句,饭前也会和老伴小酌几杯。”

他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也听到这里,结束语还是用他的话来说吧,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出生的人,儿时没有过过一天的少爷生活,老了还享受起比地主老财好了几倍的生活,这得要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