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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103):赶会那些事儿

儿时的我们有两个时期是最期盼的:一个是巴望着过年,每每想起那年上的那些美味佳肴,那心里就……;再个就是盼赶会,那会上有我们想看的美景。还有我们那一代人喜欢的玩具,像吹叽、拨浪鼓之类的。最主要的是在赶会时,盼望仁慈的父母买点好吃的给我们。

说起赶会,不得不说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会”的来历。据阴平街的一些老人讲,在阴平街的西头,也就是现在潼阳中小的所在地,那里原来是一座和尚庙。没有人知道它建于何年何月,自从有了这个庙宇,那附近的人们会在农历的每月一、三、六、八、十一、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去进香。人多了商机也就来了,于是有人瞅准这个机会,做些物品买卖,既方便了那些信男信女的需求,也鼓实了自己的腰包。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人们始终按这个日期前往。就这样,由到庙进香,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物资交流会。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些特定的日子,叫做“逢集”或“逢街”。

在这里我要多唠叨几句。文革期间,这些逢集的日期,曾被政府改为阳历每月的五、十、十五、二十五、三十号逢集。“四人帮”倒台后,原有的逢集日期就自动恢复了。

三月八和四月八会,政府也曾出动人员拦阻。可政府怎拦得了那么多人,再一,谁又不被那个会诱惑?三月八和四月八会就这样逢了下去。

改革开放后,那些商人为了利益,不知谁是总发起人,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八这一天,也逢起了物资交流大会。开始人们还不认可,渐渐地这个会就逢成了,成了冬季交流大会,填补了冬季没有会的空白。到了现在,这个会的规模,和那两个古老庙会相比毫不逊色。言归正传,还是从头说说那每年一度的古老庙会吧。

在那个漫长的年代,每到三月初八和四月初八,不单附近的人们来进香,就连那路途比较远的人,都会都来朝圣。不用说,这两个日子应该是善男信女们集中朝圣的日子,相应的物品就多一些,而且物品的种类也比较齐全,人们利用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购置或抛售了自己的物品。这两个日子,就这样成了今天每年一度的,盛况空前的物资交流大会了。

到了赶会的前一天,外地的客商已经早早地进驻阴平了。他们各自选好适当的位置,用那白灰或一些无用实物摆放在那儿,意思是告诉人们,这儿已经名花有主了。

“赶会了”!“赶会了”!这是孩子们带着满脸的喜悦心情,边跑边喊,似乎在提醒人们今天是赶会的日子。

“赶会了”?

“赶” 。

“都去(全家)” ?

“嗯”。

这是那些大人们在打招呼的同时,相互问询赶不赶会。

到了真正赶会的那一天,地里基本上没有人干活,就连那学校都进行了调休。人们提前吃罢早饭,就陆陆续续地上路了。

六七十年代,我们村到集市,是一条东南撩(偏)西北不太宽的路。这条约七华里的路,少说也有十几道弯。那路上的行人,早走的也到了街上,那后走的还没有出庄。在赶会的这一天,可以说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全都是人,远远看去像一条懒龙在慢慢蠕动。

在赶会的路上,你会看到大人们左手搀一个,右手牵一个又说又笑的前行;你也会看到一个孩童,一手搀着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另一只手拉着老爷爷,在那路上又说又笑、连蹦带跳的前行;有时也会见到家长把自己的孩子,架到脖子上悠哉游哉行走。这时会遇到有点知识的人,用那古人的话来嘲笑他,“以父当马”。不懂得这句话来历的,会用不友好的态度回应说:“碍你什么事?”。这种父爱是否过了头?我不得而知,可能这种爱的结果,会变成了溺爱,对孩子的成长具体啥样,那只有等到成人后就知道答案了。不过,我倒长了知识,得知这句话出自古人之口,那下句就是“望子成龙”。

在赶会的路上,你会看到老者牵着老牛,踏着慢步往目的地前行。同时你也会看到,挨(驱赶)猪撵羊的,稍不留神你会听到一声不和谐的叫声,“嗷……嗷……嗷……”这是那驴看到同伴在相互打招呼,仿佛也在说“你也来赶会了?”。不过驴的一声嚎叫,把那些猪仔、羊崽惊得四处乱跑,那些小孩吓得也朝大人们身后躲藏,就连那老牛都惊得撒起了欢。

在赶会的路上,你也会看到,有的妇女手里提着几个鸡蛋,你还会看到有的肩拐上扛着不知是什么粮食,不用讲那也是赶会的资本。

在赶会的路上,还会有肩挑着板凳、桌子和一些农具等,不用说,他们凭着自己的手艺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在赶会的路上,人们一边啦着呱一边在行走。有的在漫无边际、不着调的胡吹。有的听得津津乐道,有的小声在嘀咕:“啥子,真正的‘咋壳子’”?还有的人趁他讲的眉飞色舞时,猛不丁指出了他所讲的不实之处,等于从此公头上浇了一头冷水,只羞得那个人脖子和那脸像块大红布似的。我们这个地方,把这种找别人漏撒(错误)的,叫“拿虾”。

在赶会的路上,你会看到那路的中段有一个六角亭,那亭里有约二米多高的红石石碑。碑的正面刻着全乡烈士的名字,背面是毛主席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到了这儿走烦了的人们,会驻足休息一会儿,同时也会在碑上寻找熟悉的名字。我也会抚摸那红石碑,因我的小爷(叔叔)陈登平的名字也在那碑上,当看到叔叔的名字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酸楚。

现在不同了,路也改了道,变成了南北走向的水泥马路。路上再也看不到有步撵的了,同样也看不到少搀老扶的了,那羊的咩咩声和驴的高亢声,只有到农家小院才能听得到了。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大都骑着脚踏车赶会,还有就是手扶拖拉机。那个时候不是家家都有手扶拖拉机。到了赶会那一天的早上,人们早早预约聚在一起,专等做那手扶拖拉机好去赶会,那路上只能看见一辆辆脚踏车和满载人的手扶拖拉机。

可到了现在,从家通往集市这段不算长的路上,那赶会的人们代步工具又不同了。那路上一辆辆摩托的呼呼声,还有那电瓶车轻轻的鸣笛声,和那汽车的嘶叫声。当听到摩托和汽车的声音时,你的心不由得不揪起来,那根根神经一下子绷直了。因我们村通往集市的水泥路只有三米五宽,若和这种车轻轻地吻一下,那可就不得了啦。

自从路改了道,那六角亭我再也没有去过。不过政府在十几年前也把六角亭推到,代之的是一个有二三十米高的石碑,那个碑上写着“革命烈士纪念塔”,看上去好像是毛体字,不知是何人模仿,还是出自哪个名人之手。有人曾对这个碑提出异议说,明明是个碑,怎么说是塔呢?我仔细琢磨他的话确实在理,看样子此公见多识广,知识也非常渊博。不过,是碑还是塔,只有看官亲到现场自己去点评了。

当你来到集市前,首先得迈过东西走向的砂石路,这时你会看到一些解放牌汽车,从你身旁呼啸而过,汽车过后扬起的灰尘,使你的双眼难以睁开,过了数分钟后,眼前事物才呈现在你的面前。现在好了,有双向行驶的四车道,那路上也不再是单一行驶的解放牌汽车了,要什么车种有什么车种。我这个门外汉哪能说得清楚都是些什么车,不过我闭着眼睛能听出重载汽车的沉闷声,还有那小轿车的轻快声,最多听到的是摩托车刺耳的鸣笛声。

过了马路,就到了街头,那孩子们的腿就被留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洋片,那一个个洋片都是镶上框的大相片,从一头放进去,再从另一头抽出来,不花钱也能看到。可若你花了钱,从那孔眼里看去,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不用讲是那平面和立体在作怪了。

那放洋片的另一边有个摊位,是专门供孩子们看的“万花筒”。那个年代可是稀奇货,那个万花筒上有个小孔,堵在眼上能看出各种美丽的图案。因是稀奇货,他们只供观看、不卖,以此收取一些费用。还有地上摆放着各种泥吹叽,吹起来能吹出各种调调来。那泥吹叽有荷包状的,还有的像大公鸡等,非常精致。

再走几步,又遇到另一个摊位,孩子们到了这个摊位前,小腿又走不动了,那摊位上有“响棒”。那响棒形状像小了一套的笛子,有六个孔眼,一头有哨子按在上头,会吹的也能吹出各种歌曲,不会吹的,只能吹出响声来。

那个摊位上,还有孩子们喜欢的“花棒”,那个花棒摇起来咚咚的响,同时那摊位上,还有拨浪鼓之类孩子们喜欢的小玩具。

现在不同了,孩子们大都玩的是电动汽车、飞机、大炮、坦克等,还有那仿真步枪、手枪、机枪……都是一些凶暴的玩艺啊。相比之下,我倒怀念那个时候孩子们的玩具,那么简单,那么不招惹是非。

一边走一边看着景致,当来到油条摊时,孩子们的腿又被绊住了,眼巴巴的望着那油条,尽等着父母的施舍。有的家长不吝啬那钱文,也有的囊中羞涩,哄着孩子回头再买;也有的孩子不依不饶,那只能招来父母的一顿巴掌。

在那油条摊的不远处,有炒熟了的花生摊,孩子们的腿不由自主地循着香味走过去,停下了。家长们不得不掏钱买些花生给孩子们香香嘴,孩子们得到了满足,就手牵手跟着家长继续前行。

那个年代,就是这么大的交流会上,根本看不到香蕉,苹果之类的东西。现在好了,孩子们玩的、吃的、穿的样样俱全,家长们的腰包鼓鼓的。再一,现在每家的孩子都不多,那孩子简直就是皇帝、公主,当那“皇帝、公主”要啥时,哪有不许之理。有的还没等那“皇帝、公主”开口,那些卑臣们(家长)忙着指着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货物说,“要什么?大(爸)、妈给你买”。

六七十年代,阴平街老百姓住的全都是泥坯草房,只有粮所、供销社、医院和公社是瓦房。也没有左一条右一条街道,唯一的街道是现中心小学门前的东西走向的一条路,人们习惯成为东西街。

现商业街北那一段,人们习惯称他为南北街。这个南北街,原来只是一个巷口,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被打通了,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便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大街道。

我还是带领你去赶由一条巷变成南北街后的“会”吧。当你来到南北街时,从南到北全是人。当你汇入人流的时候,你可要抓紧你的孩子,否则很容易被挤丢了。再一你得把自己的口袋捂紧了,若稍不留意你的钱就到了“嗐呆手”(扒手)的手里。也有的“嗐呆手”当场被逮个正着,被吊在街东面沟边的一棵树上,被痛恨那些“嗐呆手”的人打了个痛快,有的说我打了一巴掌,还有的说我尅了他两拳。

现在不同了,那些“嗐呆手”都是团伙作案,身上都有凶器。你若逮住了“嗐呆手”,稍不注意,有可能招来一顿毒打,甚至可能致残或危及生命。

也就是在这个沟边,你会听到各种说书的,扬琴、小戏(淮海戏),淮海锣鼓和唱牛郎书的。还有那开头就唱:“拉拉坠子坠坠功的”坠子戏等,可本地人最热衷的是锣鼓书。

那些老年人讲,在四五十年代,还有唱大戏(京剧)的。他们在赶会前就搭好了戏台,那个大戏一唱就好几天。还有玩大把戏(马戏)的,上几年也来过把戏团,需要的场地比较大,近几年就没来过,可能对场地也有关吧。

在那个年代,也有那一个个高跷队,打着锣鼓,踩着高跷从人们面前路过,成了当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也就是在这个沟边,你会看到那些算命先生口沫横飞在招揽客人;你还会看到耍猴的,也会看到卖野药的。据讲,阴平街有个卖野药的,当观众怀疑其药的真伪时,他拍着胸脯说,我叫周伟仁(周围人),如果我的药是假的,那周伟仁就是王八龟孙养的。所以他不但卖出了假药,还把周围的人给骂了。

还是在这个沟边,你会看到打拳卖艺的,只看那卖艺的用带了线的梭镖,圈出了一块地。一阵锣鼓响后,双手握拳躬身作揖说,来的都是我的父母,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可别千万走了……

还是在这个沟边,你也看到玩“撮古驴”的,也就是电视上常说的皮影戏,用一块布一圈,“猪八戒驮媳妇”就开场了。

还是在这个沟边,掷骰子宝的、赌宝的,喜欢赌钱的全在这儿。到了最后,有的脸带笑容,也有的带着哭丧脸离开。

现在这个沟早也填平,代之是一座座楼房,“撮古驴”我也有三十多年没有看到了。打拳卖艺耍猴早也没了踪影,说书的也没那么多了。

也就在沟的北面,那是阴平街的程姓染坊。六七十年代,虽然街上也有供销社,有不同的花布,因种种限制,一个买不起,二个买不到,只能买白洋布到那染坊染一下,拿回家自己动手缝制一下就行了。要想带个花纹的,染坊也可以做到,不过那个花纹只能是一朵朵白花。

到了八十年代,街市上也有各种花样布摊,要想买什么颜色的都有,相应的裁缝店也多了起来。就这样,那供销社无声无息的倒闭了。

九十年代末,各种成品衣出来了,集市上再也没有卖布的了。人们想选购什么样的衣服都有,那些裁缝店也一一关张了。到了现在,阴平街只剩下一家裁缝店,也只能帮客户剪剪长了的袖口和裤脚。

在那赶会的人群中,你会看到挤得满头大汗卖糖球(糖葫芦)的,在高声叫卖:“糖球了!“糖球了!”那大人们随手掏出几分钱,就能拿到既酸又甜的糖球。

在那赶会的人群中,你会看到打莲花落的,还有打呱嗒板的,他们经过那一个个摊位时,向那每个摊位主索要些钱财。

据讲,在四五十年代,有一种叫“划刀子”的人,向每个摊位要钱时,没有不给的。那划刀的人,左手拿把明亮的菜刀,右手拿半块砖头放在脑门上,当来到摊位前,那摊主稍点犹豫,不想掏钱,那把明亮的刀背,猛地向那半块砖头砸去,不用讲,那半块砖就碎了。随后,只见那那“划刀子”脑门上,留下一道血口子。若那摊主还是不松腰包,那“划刀子”的人,用血一甩,顿时那摊板上落下数点鲜血。那摊主一个见了血,二个为了继续做生意,三个没时间和这样泼皮理论,只好不情愿地掏出自己的辛苦钱。

这些人大都是有背景的。据说,他们有师傅,是经过严格培训过。他们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不止一个人,不用讲他们是一个帮派组织。但他们也有真本事,据说他们卖的刀创药货真价实,一贴就好。

赶会的我们顺着那人流,远远就看到那粮所或供销社,那既高又大的清一色的瓦房,难免想伸手抚摸一下那清根亮茬的砖块。心想:不知哪一辈子才能修来这个福,到这样的房子里住上一宿?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阴平街楼房林立,最高的也达到六层,南北东西的街道宽广明亮,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到了供销社的东侧,那是粮食贸易市场,人们在进行各种粮食的交易。现在这个市场还在,可大宗的粮食交易没有了,也不过交易些良种、花生、小粮(绿豆、扁豆、小米等)。

在这里你还会看到卖调味品的。这个调味品可不是今天合成品,而是天然的药材。只见那卖调味品的人,一手摇着那小拐磨,另一只手把那配置好的药材放在那磨眼里,那嘴里唱着各种药材的名字,可好听了。我到了那儿难免要驻足,不是要买他的调味品,就是想听听他……说不出的那种腔调。

在街西头的一个宽旷的沟边,那是生猪和羊牛的交易市场,人们在这里可挑选你需要的羊羔猪仔。这时你会看到那些“讲行”的,就像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他们相互间会伸出一只手,用他们那种独特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只见他们彼此握了一下手,脸上满带喜悦的说,“成交!”,这种交易方式,只有内行人才知道。

到了街头,也有的三三两两在窃窃私语,那是他们在相亲,商量这个婚姻是否能定下来。

看不尽的美景,购不完的物品。就这样,一场会赶下来,你的眼睛会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可双腿却满是疲惫的,回来途中像灌了铅似的。如今,值得庆幸的是,赶会这个习俗一直被承袭了下来。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每逢到了三月初八、四月初八这两天,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哦,今天家里逢会了,街上又热闹了!而我,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却常常坐在摇椅上,慢慢地摇啊摇,摇椅摇乱了过去与现在。无奈,也只有慢慢品味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父亲的回忆(102):请“姑娘”

话说在六十年代之前,在那漫长的岁月里,那是一个缺医少药又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年代,人们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普遍缺知少识,得了病就去请香头奶(巫婆),女儿找婆家、儿子寻媳妇或老天不下雨等,就去请神的旨意。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在文革前,我们这个地方的姑娘们一年一度敬请仙姑下凡,问卜未来之事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地方叫请“姑娘”,具体是怎样请法,且听我慢慢道来。

每年的正月初三或初五,村里的姑娘们就聚在一起,酝酿这一年一度的请“姑娘”的有关事宜,根据我走访多名妇女和我的堂哥陈广华的回忆:完成请姑娘必须有漂亮的12岁小姑娘7名,好一点扫帚一把,一双红筷,两根劈开的芦柴,还有黑丝包头一个,香烛和冥币。

准备工作完成后,初三或初五姑娘们早早的聚到一起,只见那些姑娘们,经过一番梳洗打扮,个个如出水芙蓉,要怎漂亮就怎漂亮。

然后,由主办人(司仪),在扫帚上插上一双红筷和两根劈开的芦柴,把那黑丝包头朝上面一蒙,一顶漂亮的请“姑娘”大“花轿”就完成了。

姑娘们带上香烛、冥纸,排成一对儿,绕村走了一圈儿,在行走的过程中,难免有好多的男孩儿跟着看热闹,有的调皮鬼也会瞎捣乱,姑娘们对那些调皮鬼就进行驱逐,大人们见了也不会坐视不管。不然的话,得罪了“姑娘”,那“姑娘”不动身下凡,谁也不愿担当起这个骂名。

那个目的地,就是村里的土地庙,若没有土地庙,可在沟边或土井旁,临时搭建一个小型的土地庙。好在我们村那时还有土地庙,姑娘们一路慢腾腾来到了土地庙,围绕土地庙环行一圈,到了土地庙门前,一排溜跪在庙前,由领队的小姑娘焚香、烧纸,边烧纸边说些:有请“姑娘”到民间做客等一些客气话,在盛情之下,客人哪有拒绝的道理。于是,到了最后,有声音洪亮的姑娘一声大喊:“姑娘”上轿了!姑娘们慢慢起身,拖着扫帚缓缓围绕土地庙走了一圈,顺着那小路下了土地庙,到了家里,那就开始问“姑娘”了。

到了家,把“花轿”(扫帚)朝堂屋的中间慢慢放下,再把轿上的红筷,放在预先准备好的桌子上,再有村里受人尊重的中年妇女(司仪)朝中间一做,两边还有两个心灵手巧、配合默契的女孩,分站在司仪的两边,只见两个女孩各用一只筷子,放在两片芦柴中间,中指在下,拇指在上,捏住芦柴和筷子的交接处,然后用食指抵住芦柴,这时,两位姑娘缓缓的把两片芦柴平抬起,司仪在香炉内点起了香,仪式就算正式开始了。

司仪祝祷:素闻姑娘灵验,今天请“姑娘”,一个是来喝杯茶,二个下民也有事请教,请姑娘如实相告。然后点着还在烧的纸,放在两片芦柴下烤一烤,接着问:今年年头怎样?如果您夹一下,表示好年头,两下则是一般年头,三下是坏年头。只见那被烤过的芦柴,慢慢地弯向中间,相互碰了一下,又慢慢分开恢复了原状。若碰了一下,司仪就说了,“姑娘”说了,今年是好年头,那些围观和参加活动的人,听了心中自然乐喜,不用说,个个心中都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若问婚姻方面的,那个司仪再用火燎一燎芦柴,就问“三丫”今年能说到婆家吗?只见那两片芦柴慢慢向一起靠拢,并相互碰了一下,说明三丫的婚姻就有希望了。

若问男孩婚姻的,比如说是“柱子”吧,那司仪又会用烧着的纸,再在两片芦柴上烤一烤,司仪就问:“姑娘”,柱子今年也老大不下了,今年能娶到媳妇吗?只见那两片芦柴慢慢向外鼓起,成了一个大白篮(白柳条编成的大圆匾,直径约一米,用于晒麦子等用途),可在这当儿,只见那柱子拼命往外挤,边走边愤愤到,妈的!我不要媳妇了。不用说,鼓起的大白蓝,说明他的婚姻今年没戏了。

小时候的我,见了两片芦柴能慢慢向一起靠拢,还能相互碰一下,并能鼓起一个大圆圈,真的相信是仙姑下界,现在想来,可能用火烤有直接的关联,再一姑娘可能做了些手脚吧。

该问的问了,有的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心里自然美滋滋。有的心中没得到所想的,心中难免失落些。

接下来,就是把“姑娘”送回宫的事了,这倒很简单,姑娘们抬着花轿(拖着扫帚),来到三岔路口,烧些纸钱,在祷告一番,什么“姑娘”辛苦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怎样怎样等,再把花轿等一些东西焚烧掉,请“姑娘”这一出就算结束了。

下面我再多唠叨几句,老天长期不下雨,我们这个地方也会请神,据村中老年人回忆(我没见过),到了老天该下雨不下雨的,村里会有德高望重的人,组织请神这个活动,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用十二个童男,年龄都在十二岁,排成一队,前面锣鼓开道,不用说,用这个鼓,象征着雷神下界,把这个神(具体是什么神谁也说不明白)请到三岔路口,点烛焚香,祈求老天早点播下甘露等一些话语,然后再一通鼓声,恭送大神归位。

还有正月十五“撂火把”,不知以前举行不举行仪式,可到了我们那个年代(五十年代末六十年初),到了正月十五晚上,父母用红草和高粱杆,扎起了可把粗的火把,或者自己动手,拿着火把满湖(田野)的跑,我们也不知为什么,现在得知,那是祈求上苍,给民间劳苦大众有个好的收成。可到我们玩的时候可变了味,一路狂喊狂叫,撂着撂着,就和前屯村的孩子们撂到一块儿,相互间就这样打起了口水仗,一边撂一边嘴里就会喊,“撂撂撂,前屯大闺(女)没主要”。

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信神不信鬼,又能信什么呢?

父亲的回忆(101):南小汪

讲过邋遢灾,再来说说发生在解放前的一些水灾。听老一辈们讲,他们也曾听他们的父辈们讲过,我们这个地方曾来过“神水”。那个水路过我们村时,村里只剩下几个零丁点大的制高点。那个水漫无边际,白茫茫一片,那个浪头像驴打滚似的往东翻。那上游不断漂下一些漂浮物。据讲,其中一个漂浮物是一个草垛,那个草垛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那个姑娘见了人就狂喊救命,并许诺说,谁把她救了,就嫁给谁。可那个水深湍急的,没有一个敢舍身相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个姑娘和草垛,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据讲那水经过一个叫大荻沟村时,竟然从树梢上过去,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我们邻村的前屯庄,因有一个梨树园,那些漂浮物经梨树一阻,就滞留下来。不用讲,那前屯庄发了一笔不小的水灾财。

这个故事,很难推断发生在何年何月,有可能是三八年蒋介石扒黄河淹日本兵那一次。又有可能更早,那应该是大清年间的事了,总之应该有百年左右的年头了吧。

我们沭阳地处洪水走廊,而我们后屯村却地处洪水走廊的源头。据讲有九条河流同时接纳外来之水,可能“九龙口”这个村名,也因此而得名的吧。

那些外来水经过这几条河流,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湖。当水退后,这个湖就成了一个空荡荡的一个荡,它的所在地,也就是我们村东约一里多路的“扎埠荡”。

当这个湖容不下这么多水时,也就是当此地成灾时,这条桀骜不驯的水龙,就昂起了头,张着血盆大口,摇头摆尾一路咆哮着望下游的龙窝(村)而去,那里有他们的若干个兄弟在等着他。他们众兄弟只短暂的亲热了一番,接着手牵着手来到了龙庙(镇),欣赏人类是怎样崇拜他们的。他们刚接受完人间香火,又顺着龙道经过了龙苴(镇)。就这样一路奔波,一路侵食着人们的财产,最终回到了他的老家——大海。

人们常说水火无情,在那水患的年代,人们的心里总祈盼着每年都有个好年景,自然想知道一年中水势如何,也好有个相应的防范措施。他们获得水势的途径大概有这么几条,一个看灶马头(贴在灶门前的年画),那个上面有很多知识,什么“草木三分”,预示着今年有多少收成。那上面还有的是几龙治水,比如说九龙之水,就预示着今年水势不大。人们常说龙多主旱,天上和人间都一样,多人干一件事,难免有人偷懒,效率也就不高了。若是二龙、三龙治水的,那就糟了。他们无法推诿,也只有一场雨接着一场雨的下。这个和那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如出一辙。

第二个就是听“牛郎书”。每年的三月八或四月八庙会,会有专门唱说一年水势的人。据讲这个唱牛郎书的人,会在正月十五晚夜观天象,能知道一年中旱涝情况。就是到了现在,那些老年人还会赶会去找唱牛郎书的人,他们听了回来,也会津津乐道四处传说今年水势如何如何。

第三个就是自己的预测手段。到了正月初三或初五,当地小青年有一个活动,一队青年人来到村旁的沟边。他们齐齐的跪下,有领头人烧把纸,众人依次向那不知名的神仙磕完头,然后起身,再挑选其中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两个人,抬着桶或罐,在那桶或罐的底部涂上黄泥,再沾上小磨盘,两人抬起望村中走去。走到哪儿若那个磨盘就掉下来,就预示着今年的水势涨到那儿。若到村中央掉下来,那今年就是一个绝收的年头,如果再围绕村庄转几圈还不掉下来,那就有没顶之灾了。

我们村的“南小汪”见证了历次洪水发生的全过程。它坐落在后屯村南面约三四百米的地方,现隶属后屯五组。我家有四亩地在那汪底。这个地段是我们村最洼的地方,只要老天爷打个喷嚏,那汪里也是白汪汪一片。

据那些老者讲,小汪的水快要溢出时,那庄沟的水也快要满了。随着水不断增多,那个水逐渐连成一片,这时那外来水也来凑热闹,它们汇聚在一起,此地就成灾了。这时,只见那地里的高粱、玉米只露出个头,随着风向在水里来回摆动,好像在拼命的大喊:救命啊!

与此同时,还有那散居在各处的蛇,摇头摆尾望坟包游去。那些野兔也往那被蛇占据的坟墓奔去,也想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此时,难免会发生蛇、兔大战。也有的野兔不顾死活地望村子里跑,有的进入村民们预先设置好的圈套中,成了盘中餐。

这时村民们的泥坯草房因承受不了多日的雨水浸泡,不时听到房屋倒塌的声音。还有那孩子的哭喊声,牛羊也在一声接着一声的嚎叫,只是不见了常有的炊烟。这种现象在解放前几乎每年都可见到,就是到了六十年代,偶尔也发生过类似现象。

到了解放初,政府对沂河和沭河进行了有效地治理。再说些题外话,据当年参加扒大沂河的堂哥陈广全讲,那年他只有十七虚岁,那河底到出泥处足有三里路。两个人抬着满筐的泥,来回三趟走十八里路才准许吃早饭。凭着一条扁担和筐硬生生的抬出一个大土疙瘩,就是现在的“人抬山”,这个山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作。

言归正传。沂河、沭河的治理,只缓解了外来水的侵害。真正阻止外来水的,是1956年扒的“新开河”,接着政府又在本乡建了两个蓄水水库。一个紧邻我们村,就是人们常说“东水库”,还有一个在我们村西北角约三四里的地方,我们叫他“西水库”。这才完完全全根绝了外患。

外患没了,可内忧还在。记得约在六四、五年,我们这个地方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说,满地都是白浆,沟满河平的。正巧,我的堂哥陈广泗选定的结婚日子,就在那下雨的期间内。这场大雨急得他的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撞,他的家人不知从哪一辈留下来求老天住雨晴天的法子。那个年代,我们盛饭都用木勺,于是他的家人用木勺向天空挥舞,边挥动边说,“饭勺扒扒天,乌云在两边,今天下大雨,明天就晴天”。

那个时候我还小,离他家不远,他的家人咳嗽一声都能听见,何况他们这样大张旗鼓的求天。于是,我们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也用老一辈人得出老天下什么量级的雨经验回应,“亮一亮,下一丈,黑一黑,下一尺”。急得他的家人狂骂我们一群是缺德鬼。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老天硬是没有晴天。我的堂哥只有从十几里外的水里,一步一摸索把堂嫂背了回来。有的人说,我的堂嫂是骑在堂哥的脖子上被顶回来的,可他从不承认。

可能也就在堂哥结婚的前前后后的某一年,村里有一个叫庄加斗的年轻小伙子,认为自己的水性很好,到那水库里捞玉米,不慎滑入深水区,丢掉了年轻的生命。

同时,水库里“九龙口”这个村子也被淹,到村外又建了一个村子,名曰“新九龙”。还有部分人被安排到街后的小农场和一个称“东南庄”的村子落户。土地到户后,有部分新九龙的人又回到原址,重建了家园。

我曾见过大雨来临前,天空飘飘洒洒落下诸多棃豆,也不知是何地的粮仓,被龙卷风卷到此地。我还见过平地上有鱼在游动,不知是不是老天爷的杰作。

人们常说沧海变桑田,可真正使南小汪变成良田的,那是到了七十年代,公社组织全乡老百姓扒了六道宽约二十多米的中沟,相继又扒了128道渠带沟。若从高空俯看,那大大小小的河与沟,就像那窄长不等的白玉带,横竖交叉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是大沟小沟中沟沟沟相通,干渠支渠农渠渠渠互联,再弄个横批,那就是河渠成网。

到了七五年秋冬又扒了“深引河”。说起扒深引河那一年,可真的苦了老百姓。青壮年们都被选去到外地扒大河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但就是凭这些老弱病残的,硬是扒出了宽约三十多米,深约七八米,长约十多华里的“深引河”。在外地扒大河的人回来看了说,这哪是小工程,比那大河工程还要大的多。

就是这样,人们凭着人力在一冬一春扒出了一条深引河。这条河,干旱时可引进淮河水,洪涝时可排除田间的积水。虽然有了这么好的水利设施,可也不能大意了。八十年代发了一场大水,那个水溢出了深引河,看看要进村了,那村干部忙不迭地提起了闸门,这才免了不应该发生的水灾。

现在的“南小汪”,家家都在那块地里卡起了塑料大棚。虽然每年农历六、七月份会有大雨光临,因防范及时,可从没积水过。南小汪由一个天然的水汪,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称这块地为“南小汪”。

父亲的回忆(100):天降邋遢灾

水灾、旱灾、蝗灾、匪灾,还有那些邋遢灾,这些既有自然又有人为的几种灾害,在解放前一直伴随着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无奈。下面我就来说说这几种灾害之一的“邋遢灾”。

人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之道理。因人的免疫功能之差异,有的轻易传染上各种疾病,还有的极少数人,整天和传染病人在一起厮混,可就是不得病。有的害疮害得牛(流)脓淌血的,看了使人恶心。还有的得了大肚病,那个肚子鼓的明尖溜溜,苍蝇到了上面都得滑倒。这种病还没离开,另一种病又粉墨登场。这些人见人怕,又让人感到恶心的病,我们这个地方老一辈的人称它为“邋遢病”。下面我就根据一些老年人的叙说,讲讲在一九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我们这个地方,又有哪些这样的邋遢病。

一、 天花。这是个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发生在三十年代。村里有很多人传染上了天花,有的被早早夺走了生命,侥幸活下来的,也是满身斑斑点点。你现在见到脸上有麻子的人,大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

二、 疥疮。据村里老年人讲,这种传染病在村里没有一个幸免的。这个疥疮才不是人得的病,特别到了夜间,那疥疮奇痒无比。越痒你就越想挠,越挠就越痒,挠的鲜血淋淋,巴不得用火烧刀割。

还有和这种传染病类似症状的一些丘疹,人们不去看医生也能分辨出疥疮的症状是什么样子,“是疥不是疥,先从脉上看”。那些丘疹在号脉处,是疥疮还是其他一些丘疹,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不过,我没得过疥疮,具体怎样分辨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个年代,人们就医无门,只有用一些胡乱的法子来医治这个疥疮。不知谁从哪儿得了一个土治疥疮的办法,用那橡树叶熬成水,和那常年不见阳光的沟淤相拌涂在患处,有的居然好了。不知是否有科学依据,还是人们病急乱投医,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传染病只是折磨人们的意志,对生命可没有大碍。

三、 害病(可能是伤寒病)。人们又叫“害大病”,就是到了今天,也会有人拿“害大病”来说事。那家长遇到顽皮的孩子们,就会骂到“害大病”的。

在那个年代,人们身体有病,那个犯忌讳的字“病”,从不其家人或患者的口中说出,用“不适”、“不好过”、“不舒坦”或“不爽”等一些字眼来代替。如果说出个“病”字,那就是九死一生的事了。“害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染病,至今我也不得要领。有人说是伤寒病,我问了医疗点的医生,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了。它的症状是,浑身出大汗,直到无汗可流、口鼻出血而亡为止。

据还健在的庄士坦回忆,1946年还在部队当兵的他,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全家人“害大病”全死了,梦醒时全身惊出了一身冷汗。到了白天的他,哪有精神去上操、操练,整天在那惶惑之中。好在部队离家不远,于是他请了个假,急匆匆往家赶。当到家门时,屋内也传出了哭声。他急几步到了屋内,只见他大哥直挺挺躺在屋的中间,那脸上的蒙脸纸已经盖上。不知过了多久,那蒙脸纸一闪一闪的,家人怀疑可能死者还有鼻息,于是拿开蒙脸纸,用两根手指望鼻子上一试,还真的有气息。就这样,他的大哥悠悠醒来,从那鬼门关侥幸的逃过了一劫。

那个时候,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害过大病。据我的堂哥陈广华讲,他的本庄表哥庄加学,全家十几口都害了大病,一家人生活不能自理。那时人人都怕过上这种病,当人们到了他的家门口前时,个个都绕道走,更谈不上登门安慰了。

人们常说亲不过于嫡,这个家庭里有我堂哥的亲姑姑,他们是嫡系亲戚。于是,堂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小爷哪顾得了这么多,登门服侍全家约一个多月,终于把他们全家从死神的边缘上拖了回来。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已家家闭户,人们互不来往,生怕大病降临到自家的头上。这种消极态度,倒也断绝了人们相互交叉传染的途径。

至于在那个年代谁家因害病死了人,我也走访了很多老者,一个是那个时候他们年龄不大,二个因年代久远。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谁家因害病死了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的说,“害大病”时确实死了不少人。

四、 水臌病,人们又叫“大肚病”。这个病我知道,可能就是现在医学上的“肝腹水”。我们组的庄金堆五十年代得了这种病,那个肚子大得出奇,平时忌盐,此公到了八十年代去世。

五、 害疮。这个传染病发生在四、五十年代,那时的我们几乎个个都害过疮。那个疮几乎分布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大的疮有碗口大。

头上害疮的比较多,至今我的头上还留下大大的一个伤疤。有的头上害了子母疮,一个刚结痂,另一个又冒出来。待到那头上的疮全部好了的时候,像个陨石坑群似的,每个坑边沿上长出了许多毛发,要多么难看就有多么难看。还有的是“四沿清”,就是头顶害秃了,围绕耳根处长出了一圈的毛发。有的连“四沿清”都没有,那就正儿八经的全秃了。这种全秃的,可不是因某种原因一夜之间谢顶的那一种,这可是害疮害的。

三组刘月才后背害了一个直径约六七寸的大疮,也曾就过医,可就是没有根除。最后不知听什么人说了一个土办法,用辣椒面可治毒疮。于是他如法炮制,竟然把这个毒疮连根拔除了。

还有的在肚子上害大疮,我们这地方把这种疮叫“大肚锥”,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疮。

听讲最难治的是对口疮,就是在那脑后勺和嘴相对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为“柺疮”,得了这个疮,那你就要注意了。

六、 疟疾。这是个可怕的传染病,能让你的正常体温一下子拔高到四十一、二度,烧得你全身哆嗦。人们想出的治疗方法不下百余种,有的到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那叫“躲疟疾”。还有的把桃树枝藏在身上,据说也能抑制疟疾病等。有的人因耽误了病情丢了性命,我也因发了疟疾住了十五天的院,差点性命难保,最后还是政府的奎宁丸根除了疟疾。

七、 麻风病。这是个人人惧怕的传染病,症状严重时,没有眼眉毛,手、脚溃烂。

麻风病确实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谣言。当时有个谣言说,把得麻风病的人,通通集中到一起,运到大海某一个无人知的小岛上,然后用火焚之。还有的说,日本就没有麻风病人,因为一个人得了麻风病,那全家人都得烧死。

这个谣言弄得那些麻风病人家属四处躲藏,或见到熟人都绕道走,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就连他的近邻,都受到了不公待遇。

五十年代政府在本县韩山镇有了麻风病院,这些麻风病人得到了有效救治,同时也撤断了相互传染的可能。

待那些麻风病人病愈出院后,那麻风病院的医生,每年都定期送药到患者家里。我曾见过送药的人,在距患者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就住足了,狂喊患者前来拿药,看来那些医生生怕传染给了自己。

八、 霍乱。它的症状是拉稀,有的得不到及时治疗,拉了几次就命丧黄泉。我们村的陈松洲在八十年得了霍乱,也不过拉了几次稀,就远离了人间。按理说八十年代医学已经发达了,治个霍乱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可能他自己大意了,也有可能他的子女忽视了。

九、 痢疾。在现在可不算什么病了,可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因得此病命丧黄泉的。

在那个年代,多亏了村里的两个活菩萨——庄士贤、庄加贵父子俩。父子俩凭着几根针不知救活了多少生命,在当时可是咱村里的大功臣了。

十、 麻疹。这个麻疹可是小孩的一大关口,没有人不得此病的。年龄大都在七八岁左右,高烧、口干,一般一个星期就自愈了。

据有经验的人讲,家里一旦有小孩得了麻疹,生人、新鲜的物件和不常闻到的气味,都要远离患者,否则有可能孩子的病就“扑了”。“扑了”的大概意思是,孩子的疹出不来,也就没得救了。因出疹夭折的孩子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十一、痨病。又称肺痨,现代医学名肺结核。这种病的症状是,低烧、咳嗽,吐浓痰,严重时咳血。在解放前谁得了这种传染病,只有等死的份。解放后曾一度绝迹,可过了不久又死灰复燃。本人深受其害,差一点丢了性命,也幸亏治疗及时,不过从此身体就垮了下来。

十二、脑膜炎。在六十年代有很多幼儿得了这种病,从得病到死亡也不过数小时。虽然六十年代医疗水平已经很高,可也死了不少人,侥幸活下来的大都有后遗症。我想要在解放前的话,这种病一旦爆发流行,不知有多少人命丧黄泉。还有一种病叫“大脑炎”,不知和脑膜炎有多少渊源。村里的仲大四和庄大四两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不知是脑膜炎还是大脑炎造成的。

十三、肝炎。此病传染性极强,和那“害大病”的病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还有会有人得这种病,不过,人们再也不那么恐惧了。

十四、血丝虫病。我们这个地方叫“老粗腿”病,我曾见过离我家不远孙姓的一个老太太,那两条腿有水桶粗,就连那脚面也高出许多,走起路来艰难死了。这个病到底到什么样的可怕程度,有毛主席的一首七律诗为证。在那首《送瘟神》中有这么一句,“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那整个村悲惨情景,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能讲说得清楚。

以上我只不过列举了几个典型性的传染性病例,还有那些现在都熟知的一些癌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人们把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些传染病,完全归罪于某个人做了坏事,那老天降下了一个又一个灾难,是对人们的一个惩罚。可老天的这个惩罚,也牵连了诸多的好人。这时,人们唯一能做的事,是祈祷神灵把那些邋遢神带回天宫,保佑一村或一家平安。

到了解放后,政府首先要根除的就是这些传染病,于是各种疫苗相继问世。不过,开始时,人们不愿接受,于此同时那各种谣言也就冒出来了,说什么谁家孩子打了传染疫苗,不久就会烂肚肠而死。还有的说打的是绝育针,导致到打疫苗时,人们纷纷带着孩子四处躲藏。记得有一次,可能是文革期间,有天晚上大广播喊家长带着孩子到大队部打疫苗。不知是谁说打的是绝育针,这句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于是,人们带着孩子满庄稼地里躲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由被动接受到接受,又由接受到主动接受。现在不同了,只要新生儿刚落地,家长就主动办了一个免疫本子。有了那个本子,医生会主动上门服务。

上面我说的这几种传染病,有的和医学名对不上号,不过也无需我去考证。若有专业人士看了,也不要讥笑我的无知,我只是根据老一辈人的叙说把它记录在案。

在当今这个科学社会,有些传染病早也绝迹,有的偶尔也会光顾人间,不过一露头就被人类遣返了原籍。这些父辈们所说的邋遢病,再也不会危害人类了。

父亲的回忆(99):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苦与甜

一个特别的农民

闲来无事,村里人就会围绕田间地头四处溜达溜达,边走边欣赏自己种的庄稼,边走边呼吸那青棵的清香气。同时也能看到鸟儿在田间相互嬉戏,还能听到各种鸟儿美妙的叫声。若遇到熟人就会相互打个招呼,十分投缘的也能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上半天。

我这个人很懒,不过偶尔也会到田间地头转转。一次在路上漫步时,遇到了原来距我老家约三十多米的几十年老邻居庄加亮。平时我们也会在村里的喜丧事上偶遇,彼此觉得还是很投缘,见了面会客气一番,话语也会比平时多一些。

这一次遇见了,难免又要多聊一会儿。不知聊到什么事情,一下子聊起了他儿时的事儿来,他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别提了,提起了干瘪鱼都要掉眼泪。”难道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童年?听着他的一一叙说,没想他还有这么一个心酸的童年经历。

庄加亮生于一九四零年,现年已经七十有三了,约一米七五六的个头,一身休闲打扮。他的脸异于大多数农民的脸,虽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那个脸可用现在的一句流行广告语来说,“晒不黑,就是晒不黑”。或用我们当地老百姓一句话来说,“人家那个脸水色好”。没想到,一个整天和太阳厮混的人,还有这样好的皮肤,着实让人称奇。

他说,“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近二百亩土地,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地参加了革命。四七年初,我们这个地方处于两合水,国共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来了,自然家里就不能蹲了,就得想办法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躲,那叫‘跑反’。一段时间,国民党气势强盛,父亲意志不坚定,就叛变了,我们一家子还得‘跑反’。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没安生过。下面我就来说说一次刻骨铭心的‘跑反’吧。”

“记得我在七岁时,也就是在四七年冬天的某一个月亮高照的晚上,还在熟睡中的我,突然间被我的爹爹(祖父)和母亲唤醒,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开始‘跑反’了。那个晚上,遍地都是人和牲畜。牲口的叫声、人的喊声,和远处的枪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让人害怕极了。”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小河边,透过月光,可以看见河里也结了薄薄一层冰。这时,那远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好像就在身边响着,人们哪顾得寒冷,拼命抢着过河。到了天亮,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王二庄”的地方安顿下来,就这样度过了惊魂的一夜。”

“那个时候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反还得继续跑啊,后来又到新沂的一个叫唐庄村子躲了半年光景。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棒秫(玉米)已经有人高,你总不能在一个地方躲吧。于是,母亲就带着朝离我家约十几里的一个叫“草村”的村庄去,那里有我三舅在那里居住。记得当时还有我的大表姐同行,当走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时,那个老天陡然起了天势,一阵狂风大作,天忽然暗了下来。那个雷声也响起来,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直朝我们娘儿三身上泼下来,母亲紧紧地把我偎在怀里·····风息了,雨停了,我们娘儿三也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似的,但你还得继续赶路啊。就这样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奔走,浑身湿透的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至今还不知道村名的小村里借宿下来。”

“过了一宿,第二天早早起了床,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就继续上路了。当来到一个小河边,只见河里已经满槽子的水,急得我们娘儿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那时没有什么大河,河水也不是很深,也幸好当时遇见了好人,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把我们一一送过了河。就这样,我在三舅家约过了一年多,直到四九年解放了,我才回到了家。”

“到家不久,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堂。别人家都有父亲送上下学,可我只有母亲一人。有时也会问起父亲哪儿去了,母亲支支吾吾,我始终得不到要领。直到五一年的某一天,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叛变后,成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兵,又被编入了解放军的行列。过了不久军队开展了“三反”运动,父亲被清理出了队伍,回家不久就锒铛入狱。

那时,虽然我已经十岁了,还是年龄小吧,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该吃饭就吃饭,该到上学时间就去上学。就这样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弟弟,过起了娘儿三个相依为命的日子。”

“到了五五年我小学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到高一等的学府深造。一度时间我的思想非常低落,那个自卑感一下子就来了,见了人远远地绕着走,也不想和人多说一句话。哎,人啊,命运就是不一样。我的小伙伴陈广华和我一起念的书,后来人家念了大学,过起了城市的生活。我却在田间劳作了一辈子,同样的起点却不一样的人生路啊。”

“时间一晃,到了五九年,我已经十九岁。那时正是吃大食堂,也就是我该娶妻室的年龄。经媒人介绍说了一个又一个,因嫌我的家庭出生不好,一个一个的告了吹。不久,又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就是身材矮了点,可人家出生好,父亲还是一名干部,而且人家不嫌我,我又哪有资本够嫌人家的份。就这样于同年结了秦晋之好,婚后陆续生了六个儿女。感谢我的妻子,不离不弃的和我共同抚养这六个孩子长大成人。”

“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可都遭了殃,我的亲叔叔和婶婶们不断地被批斗,同时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还要在冰天雪地里结队爬着游庄。我这个地主秧子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某一天厄运会降到我的头上,幸好我平时处事很低调,人缘还不错,从没得罪过什么人,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躲过了这一劫。

在六七十年代,我这个小学水平可也是个人才,我也曾做过几天的生产队记工员,队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我不精通的。我还耕了十几年的地,那个牛可不是好使的,它可欺生,不听你使唤。关键是你第一次使用鞭子必须得当,一鞭子下去就能使牛服服帖帖。以后使牛只需吆喝一声或轻轻地扬了一下子鞭子,那个牛就得乖乖地听你指挥。反之,你打死它,它也不会理睬你。”

“在队里我可是编织好手,斗笠、凉席、篮子等我都会,我还会一些女红,做鞋、缝纫衣服一些什么的,这些手艺也给我的家庭换来了不少的收入。也就是这样,我才能养活我这一大家子。

土地到户后,我们享受了和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了,儿女也相继成人。该参军的参了军,够入党的也入了党,成绩优异的也到了大学深造,他们相继都在城里安了家。

我和我的老伴,城里过了一阵子,烦了就到乡下住一个阶段。我呢,平时钓钓鱼,练练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的哦,村里人家若老了人,都请我前去帮忙。那些懂得欣赏的人,都夸我写了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平时若心情好的话,我也会拿起二胡锯(拉)上几句,饭前也会和老伴小酌几杯。”

他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也听到这里,结束语还是用他的话来说吧,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出生的人,儿时没有过过一天的少爷生活,老了还享受起比地主老财好了几倍的生活,这得要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