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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百年祭

作者:傅国涌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 “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王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 “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对民间社会的一切善良意愿拒绝作出善意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等待着清廷的只能是呜呼的命运,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有人问,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启示?我说至少有三点,一、当权者要有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故步自封。二、与民间社会要有良性互动,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三、主动变比被动变好,早变比晚变好,这样做成本低、收效快。四、即便不搞“预备立宪”,清廷也免不了垮台,甚至跨得更快。当然,可能会有人说,“预备立宪”最大的启示乃是,我们连“预备立宪”之类也不搞,呜呼,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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